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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如果真想同中央改善关系就应当改弦易辙
——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答德国《焦点》杂志记者问
(2009年9月22日)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按:9月22日,应德国《焦点》杂志记者要求,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朱维群接受了采访,条件是《焦点》应刊载采访主要内容。在两个小时采访过程中,朱维群详细回答了记者提问。10月5日,《焦点》杂志以译成汉语400余字 的篇幅报道了此次采访。本中心特此将采访主要内容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朱维群:首先对德国《焦点》杂志古德隆·多梅泰特女士和你的同事到中央统战部来表示欢迎。我希望你们的采 访能够自由一些,随意一些,包括提出你们认为是尖锐的问题。但是,我也希望我谈的主要内容,你们能够刊出。因为我见过不少西方记者,发现他们有一个不太好 的倾向,就是当我谈的内容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们没有勇气予以报道。
记者:多谢您这番非常热情的欢迎,也感谢给我们这样的一次采访机会,我们都非常知道有这样一个机会不是那么平常的事情。你刚才说,我们认为尖锐的问题都可以提,那我们就当真了。
图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
各国都有权根据本国实际处理自己的民族关系
记者:在中国,西藏是一个自治区,您是怎么理解“自治”这个概念的?
朱维群:这个问题既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政治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 问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有56个民族,我们实行“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这样一个民族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就是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 人口比例比较大的地区,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8%略多一些,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面积达到我们整个国土面积的 64%。中国民族分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民族混居的程度比较高。比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西藏,除了藏族,还有门巴、珞巴、满、回、羌、汉等众多的民族。在 普通的省市,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北京市以及中东部省,也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群众居住,他们同样享受公民的各项权利和少数民族应该得到的照顾。各国的民族构成 不一样,历史、文化、传统不一样,所以实行某种自治的国家实际上自治的方式也不可能一样。各国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实际来决定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处理民族关 系。换句话说,同样是“自治”这一个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理解不一样,实行政策的内涵不一样。谁也没有权利把自己的一套强加给别的国家。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包括哪些内涵,这在我国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 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实践中都得到了认真的贯彻、落实。我们会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充实我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容,使它更加完善。但是,我们不会 偏离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总方向。如果说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应当是什么样子,更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现在实行的这个样子。
记者:我们想知道西藏人民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权利,他们对民族地区的发展作出自我决定的权利,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朱维群:由西藏各族人民选出来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根据《宪法》的原则,或者在不违反《宪法》 原则的前提下,享有决定西藏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各项事务的充分权利。同时我要指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您所理解的纯而又纯的某个民族单独的自我 治理。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和国家的统一、中华民族的团结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团结,也就没有任何自治可言,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如果 我们国家不统一、民族不团结,我们所有的民族都要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侵略,这个时候谈不上任何自治。
我这里就自治权利问题举一个例子。譬如,有些朋友关心,藏族在西藏的干部队伍 当中到底占有多大的比例?达赖喇嘛攻击说藏人在西藏已经丧失了政治地位,我要告诉你们,这完全是假话。在西藏,自治区这一级的干部70%以上是藏族,地区 这一级80%以上是藏族,县和县以下90%以上是藏族。
达赖喇嘛的态度反映他对翻身当了主人的藏族广大群众的仇恨、蔑视和傲慢记者:达赖喇嘛以及某些藏人对中方提出的斥责,他们的理由是,在现代化过程当中, 他们被排斥在外,没有得到充分的参与,也包括在文化和宗教事务上的足够的参与权。您能够理解他们这样一种斥责吗?藏人的确是担任了很多职务,占的比例很 大,但是这些职务都不是真正的、重要的、关键的职务,真正的政策是北京这边拍板的。
朱维群: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广大藏族干部和群众的全力投入,如果如同 达赖喇嘛所说的我们的藏族干部没有实权,那么西藏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当中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西藏现在人口是280万,藏族占到92%以上,也就是说,汉 族和其他民族充其量只有二十几万人。您不可能想象仅仅靠二十几万人能把一个昔日封建农奴制的西藏建设成今天您看到的这个西藏,展现出您在拉萨和其他城市以 及广大农村所看到的景象。
说藏族干部仅仅占有形式上的职务而不是关键性的职务,这完全违背事实。自治区 政府主席向巴平措是藏族,难道这不是一个关键职务吗?自治区人大主任列确同志是藏族,难道说这不是实质性的职务吗?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党委办 公厅秘书长也是藏族。就是说,执政党自治区级组织的四个重要机构,办公厅、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有三个是藏族同志当第一把手。藏族同志担任党、政、 军、群重要部门领导职务,多得数不过来。从自治区一级到乡镇一级,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统计,党的组织的第一把手,藏族占到70%以上。达赖喇嘛把我们这么多 的藏族干部和同志说成是汉人的傀儡,说成是占着位置而不能发挥作用,这是对藏族的诬蔑。不仅完全不符合事实,而且表现出他作为旧西藏高层僧侣、大贵族、大 农奴主的代言人,对翻身当了主人的藏民族广大群众的仇恨、蔑视和傲慢。
达赖喇嘛为什么如此愤愤不平呢?原因很简单,在他看来,如果不是他和他周围的 那一小部分人,也就是1959年因为反对民主改革而发动叛乱,失败后逃亡国外的这部分人,由他们回来执掌政权,重操一切,那么就不是“自治”。他所希望的 “自治”无非就是任由他们这些人恢复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恢复旧西藏达赖喇嘛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而这一切是同我们国家的前进方向、西藏的前 进方向,以及西藏各族人民的利益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所以,现在不是我来理解他对我们斥责的问题,而是他应当接受我们中央政府和西藏各族人民对他妄图恢复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斥责!
图为德国《焦点》杂志古德隆·多梅泰特女士。
达赖喇嘛的分裂主义主张和行为并没有改变
记者:中国最近几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难道不应该承认达赖喇嘛本人也发生了 变化?他不是想去恢复西藏封建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贵方这样对达赖喇嘛极度的不信任和猜疑,原因是什么?指责达赖喇嘛在搞分裂祖国的活动,说2008年 拉萨骚乱幕后的煽动者或者主谋就是达赖喇嘛,中方有什么证据吗?达赖喇嘛强调要有一个真正的自治,并不是要分裂祖国,而且他在劝阻或约束一些有暴力倾向的 年轻人。
朱维群:您刚才肯定了中国这些年包括西藏在内发生了巨变,承认了达赖喇嘛代表 的旧西藏实行的是封建农奴制,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一致。但是我们有不一致的地方,就是您认为达赖喇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我认为他没有本质性的 变化。首先我要重复地讲,达赖喇嘛当初为什么跑出去?1959年他跑出去是因为他反对西藏的民主改革。实际上,当时中央为了照顾西藏上层的利益,已经明确 把民主改革往后再推迟,而且要征求达赖喇嘛的同意。但是达赖喇嘛为了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永远不变,宁可发动武装叛乱。
达赖喇嘛叛逃出去以后,从1959年一直到整个60年代,在某些西方国家的支 持下,对我们的边境地区进行了长达十多年之久的武装、流血的骚扰。这个事实,我希望有些朋友不要忘记,或者故意抹杀。到了70年代末,由于他的捣乱破坏、 武装骚扰屡遭失败,也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达赖喇嘛声称不搞“西藏独立”了,改行“中间道路”了。但是他的“中间道路”仍然是“半独立”,“变相独立 ”,本质上仍然是“西藏独立”那一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这一点早在80年代初我们中央领导同志接见达赖喇嘛派回国内的参观团的时候,就已经明确指 出。近几年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许多场合多次解释,为什么说“中间道路”本质还是“西藏独立”。
中央对达赖喇嘛一直是留有出路的,他叛乱出逃之后,中央把他人大副委员长的职 务一直保持到1964年。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达赖喇嘛表示愿意和中央接触商谈的时候,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又开始了和他的接触。但是,达赖喇嘛这些人 完全辜负了中央的好意。一是公然向中央提出了所谓的“大藏区”、“高度自治”,二是在西藏策划了一系列的分裂主义活动和“打、砸、抢、烧”犯罪活动,在 1987年、1988年、1989年这种活动达到高峰,导致拉萨1989年不得不实施戒严。从去年3月14日事件发生,到北京奥运会结束,他们的这种捣乱 破坏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去年之所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很清楚,就是企图以绑架奥运会为要挟,迫使中央在所谓“实质性问题”上对他作出让步。但是他们的 这个图谋,众所周知,完全破产。三是在搞乱藏区没有效果的情况下,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到处去进行所谓的“访问”,蓄意使中国和有关国家关系产生紧张。我们希 望达赖喇嘛发生您所说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应该仅仅是口头上的,而应该是实际的。我们始终没有看到这种变化。
至于您刚才问到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事件,说是达赖喇嘛策划的有什么证 据?我认为事实是很清楚的。第一,这个分裂主义集团包括所谓“流亡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违反中国法律的,本身就是动乱的根源。第二,从2007年开始, 也就是在我们筹备奥运会期间,达赖集团特别是它的“藏青会”等极端组织策划了一系列扰乱西藏的计划,其中包括所谓的“西藏人民大起义计划”。后来在拉萨发 生的很多暴力犯罪事件,都和“西藏人民大起义计划”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达赖喇嘛虽然很注意把自己的手洗干净,但他还是按捺不住,多次公开讲话,对 “3·14事件”中少数人的暴力犯罪活动给予支持,企图煽动更大的事件。比如他曾经这样说,无论藏人在何时何地做何事,都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比如他多次 散布,说拉萨的“打、砸、抢、烧”事件是中国当局、中国军队干的,嫁祸于藏族。一直到今年4月24日他在美国还造这个谣。再比如,去年4月6日,达赖喇嘛 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的时候声称,“拉萨大部分被烧的汉人商店,是有从事卖淫活动的场所,是有妓女的场所。”把人家商店烧了还诬蔑人家是妓院,把人家人 烧死了,还诬蔑人家是妓女。有一个商店被坏分子一把火烧死了5个女孩子,都是18、19岁的青年人,其中还有一个是藏族,达赖喇嘛有什么证据说她们是妓 女?这像是一个佛陀弟子说的话吗?像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说的话吗?我这里仅仅列举了达赖喇嘛很少一部分言论,但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达赖喇嘛到底是在灭 火,还是在火上浇油?是在约束暴力,还是在鼓吹、纵容暴力?
中国人绝不允许外国干涉我国内政
记者:如果中方如此肯定达赖喇嘛和他的一些支持者是去年“3·14”事件背后主谋,那为什么中国不能请一些国际人士去搜集相关的证据。如果来龙去脉搞清楚的话,国际社会一些人的猜疑,不就可以打消了吗?
朱维群:我理解您提出这个问题出于好意。但是,我们中国人办事有一个原则,就是我 们的内政不受外国的干预,包括外国人,也包括外国的机构。西藏的事情纯属中国的内政。我们会向外国朋友介绍有关的情况,解释有关的问题,包括请您到西藏去 采访,但是我们不会允许外国人、外国机构来插手,干涉我们内政,在中国事务上充当什么中间人,充当什么道义的执行者。中国人站起来已经60年了,事实证明 了我们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解决好我们内部的一切事务。外国人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我可以说得再清楚一点:1840年 以后的100多年当中,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受害者。受害者的感受和加害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人心目中,外国干预者的道义形象并不如同他们自己 想像的那般美好。
记者:不好意思,我并不是要质疑中国处理自己内政的事务的能力,我只是想说,是不是可以借助国际上的一些机会,让大家能够对达赖喇嘛去神圣化,揭开他身上神秘的面纱。在西方很多国家,达赖喇嘛拥有非常多的同情者。
朱维群:我知道一些外国人和外国机构十分热烈、十分迫切地想介入到我们和达赖喇嘛的关系中来,介入到所谓的“西藏问题”中来。我再次说,没有这个必要和可能性。
至于说达赖喇嘛在一些国家有众多的所谓“同情者”,这是这些国家的当政者和新闻媒 体自己造成的。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在1989年以前,达赖喇嘛在西方有多少支持者和同情者?甚至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喇嘛?达赖喇嘛是被西方一些人作为整治中 国的工具而抬高的。包括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实际上是1989年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行动的一部分。
但是,这种状态一旦形成了以后,想要改变这种状态就有点麻烦了,这就给有关国 家后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带来了一个很不利的因素。当这些国家当政者认识到需要改善与中国关系时,却不能不受到达赖喇嘛“同情者”的牵制。这个问题是这些国 家自己造成的。希望有些国家从中汲取一些教训。
我们并不想把西藏的门对世界关上,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它的门应该是向世界 敞开的。我们欢迎大家到西藏来旅游,来帮助建设,来进行采访,但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欢迎外国人到我们这里来指手划脚。我举一个例子。不久前我会见一个国 家的政要,他说:我们向中国索要十几个关于“3·14”事件以后被捕者下落的个案,而中国只提供了少数几个,我们感到很不满意。我告诉这位朋友:中国是一 个主权国家,我们没有义务向外国提供属于我们主权范围内的刑事案件的处理情况。我们之所以向你们提供了若干个案,是因为我们两国关系不错,而不是因为我们 负有这种义务和责任。我告诉他,如果由我来决定这个事情,我一个都不提供!
记者:您可能知道,中国的威望因为西藏的问题已经受到损害,西藏很长一段时间是封闭的,不允许我们记者自由前往去采访。您不想利用这个良机,向世界的舆论公布您对某国要人所要求的个案的调查结果?
朱维群:向某国政要提供几个个案情况,是看在两国关系不错的份儿上。但是提供什 么、提供多少、什么时候提供,乃至最后提供不提供,这都是我们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在主权范围内,哪些事情做,哪些事情不做,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要符合 我们中国的利益。您刚才说到的,我们西藏对于外国新闻媒体一段时间以来实行封闭。其实只是加强一些管理措施,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关过门,“3·14”以来始 终有外国记者经过允许到西藏去采访。现在,我们正安排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去西藏,包括您在内。但是西藏的门开多大,说到底,我们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从西 藏稳定、发展的需要出发。中国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先生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了解西藏,也希 望外国媒体说我们的好话。但是,多说几句好话、少说几句好话毕竟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利益不能受到损害。
达赖喇嘛如果真想同中央改善关系,就应当改弦易辙
记者:2008年年底的时候,贵方同达赖的私人代表终止了商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你们会再跟他进行商谈?
朱维群:首先我要说明,不是中央方面终止接谈,而是达赖喇嘛方面终止接谈。达赖喇嘛悍然终止同中央的接触 有过两次了。第一次是经过70年代末80年代初多次接触之后,他发现他的那套东西不可能在中央这里取得什么突破,后来,由于发生了1989年北京风波和苏 联、东欧政局的变化,他错误估计形势,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长久了,中国政府很快就要垮台了,于是在90年代初宣布终止和中央的接谈。
对于达赖喇嘛来说,很不幸的是中国没有垮。到了2002年,他不得不再次提出希望和中央接触。我们中央历来是宽宏大量的,这就有了从2002年一直到2008年九次接触商谈,其中有三次是去年一年当中进行的。
在去年11月的第三次接谈中,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拿出一份《为全体藏民获得真正自 治的备忘录》,并狂妄要求,今后的接谈要以《备忘录》为基础,中央必须接受这个《备忘录》。我们很清楚地向他们表示,这个《备忘录》仍然是“半独立”、“ 变相独立”乃至“西藏独立”的货色,中央是不可能接受的。于是这位私人代表当面向我们宣称,接谈不再进行。紧接着还是在11月,达赖集团召开了一个所谓的 “全体流亡藏人特别会议”。这个会议作出了一个决定,就是中止和中央的接触商谈。所以说达赖喇嘛已是两次主动中断接触商谈。
我们中央的态度始终如一。就是说,接触商谈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要谈的只能 是在达赖喇嘛放弃分裂主义主张和行为的前提下,他的个人前途问题,想谈“西藏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那么没什么可谈。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态度。 达赖喇嘛方面如果愿意和我们再接着谈,可以,但是,他要注意几件事。第一,对于他两次悍然中断接触商谈,特别是去年第二次中断接触商谈,总应该向中央有一 个交待吧。第二,去年11月以后,他们自己也感到中断接谈在政治上太愚蠢了,又放出空气说还要谈,但是声称再谈还是以那个《备忘录》为基础。这个《备忘 录》已经被中央批回去了,再拿这个东西和中央谈,能谈出什么来?也就是说,他们应当对他们的政治纲领有一个认真、彻底的反思和改正。
记者:用什么样的形式呢?
朱维群:形式多得很。只要有想法,有决心,通道是存在的。第三,达赖喇嘛从去年到 今年,不辞辛苦,加快在一些国家游走。我曾经对他的私人代表说过,你们让这样一个高龄老人以这样的频率到处跑,太不人道。由于达赖集团的政治性质,他到一 些国家去势必给中国和有关的国家的关系带来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麻烦。达赖喇嘛这种使中央不快,不利于中国和有关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的动作,应该收敛。
把达赖喇嘛说成是单纯宗教人士,是自欺欺人
记者:你讲的达赖喇嘛的这些行为是说他的一些政治上的宣示吗?是指政治色彩的声音吗?
朱维群:达赖喇嘛到一些国家游走,一些国家的政要推卸说达赖是一个宗教人士,他的 活动属于宗教活动而不是政治活动,所以无法阻止,不能管束。这是毫无道理的,是自欺欺人。达赖喇嘛固然是一个“活佛”——我希望他能记住他“达赖喇嘛”封 号还是中国中央政府封给他的——但更是一个政治流亡者。他是所谓“流亡政府”的最高政教首领,是这个分裂国家的政治集团的头头。这样一个人到国际上活动, 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同意。
达赖喇嘛到各国去,是不是如同他自己及某些人反复声称的只讲宗教?实际情况大 家都很清楚。我会见您之前,在办公室抽屉里随便翻了翻,这就找出了去年5月22日达赖喇嘛在英国议会“作证”的谈话、8月13日在法国参议院“作证”的谈 话、12月4日在欧洲议会的谈话以及其他一堆材料。有趣的是,还找到了今年8月2日他接受贵国“德国之声”采访的谈话。所有这些谈话和宗教都没有什么关 系,全部都是政治性谈话。全部引用实在是太冗长,何况这些材料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找到,我这里只引用他接受“德国之声”专访的一段话:“共产党执政已经60 年了,60岁到了退休的年龄了,他如果现在退休的话是一种光荣的退休,而如果被别的政治力量赶下台的话,这就不光荣了。”请问这是宗教还是政治?
达赖喇嘛一方面说要和中央接触商谈,一方面要共产党退休、下台,这是什么意 思?是真想谈还是假想谈?达赖喇嘛不要把接谈当成作秀。如果真心想和中央谈,当前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营造一个有利于接触商谈的气氛,而不要恶化这个气 氛。达赖喇嘛要共产党退休、下台,这个心思最近越来越公开化了,不但在德国,而且在好几个场合包括在我国台湾,他都反复讲这个话。我希望这个话不是达赖喇 嘛的本意,而是他身边的有些人为了破坏他和中央的关系,故意给他设计的。
如果没有一些外国势力的支持,达赖喇嘛一天也混不下去
记者:达赖喇嘛讲了这些话,作为中共来说,会不会理解为达赖喇嘛是自己政治竞争对手,是不是认为他挑战了中共的垄断地位?
朱维群:达赖喇嘛看着共产党执政,不舒服60年了,从他叛逃出去算起,也有50年 了。几十年来,他给我们添了一些麻烦,但是,他构不成什么竞争者、挑战者。我们这个党,还怕这么一个代表封建奴隶制的喇嘛竞争和挑战吗?如果连达赖喇嘛都 能够对我们构成竞争和挑战,我们中国共产党就不会走到今天,我们的国家也不会走到今天。我们碰到的真正的困难和对手,达赖喇嘛是不可比的。
达赖喇嘛之所以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并不是因为他本身有多大的能力,有多 高的水平,而是有些国家、有些势力在支持他。这些国家、这些势力给达赖喇嘛提供宣传平台、提供金钱,给他戴上各种桂冠,搞得挺热闹。没有这些国家和势力的 支持,达赖喇嘛是一天也混不下去的。比如某国的国会,今年一笔就批给达赖集团1675万美元的资金支持。
记者:是哪个国家?
朱维群:因为今天咱们是中德两国人士谈话,我不想点第三国的名字。在国际金融危机 的情况下,这笔资金比2008年增加了25%,可以说是不惜工本。这个钱仅仅是有些国家和势力给达赖经济支持的一小部分。但是,正是这样一些支持,使得达 赖喇嘛不能正确看待自己的位置和前途,使得他做出一系列的错误判断和选择,使得他难以和中央改善关系,使得他离回家的路越来越远。实际上这些支持是坑了达 赖喇嘛。
记者:双方总得相互让一步才能谈得起来。现在中国愿意作出一些什么样的让步以促成跟达赖的私人代表的接谈?
朱维群:我们在达赖喇嘛两次断然中止同中央接触商谈之后,仍然表示我们接谈的大门 敞开的,这已经是很大的诚意。有些人指责我们不谈“实质性问题”,实际上每次接谈谈的都是实质性问题。达赖私人代表所要求的都是危及我们国家的统一、民族 的团结、西藏的前途的问题,而我们对这些予以坚决揭露和批驳,这难道不是“实质性谈话”?实际上,达赖喇嘛方面从来也没有对我们作出过什么实质性的让步, 他无非是变换一些词藻,把“西藏独立”包装、转换为“半独立”和“变相独立”而已。
西藏各族人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批评的权利
记者:我们这次访问西藏,也跟一些年轻人谈了,他们其实也是非常钦佩自己的生活水 平得到改善,发展急速。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觉得现代化的进程过快,而精神生活上比如说宗教、佛教的普及、宣传、推广,大部分都局限在寺庙里,公众、社会上 比较缺少,如果公开讲出来,可能受到惩罚。
朱维群:认为西藏的现代化进程过快,这个命题不管它是谁提出的,本身就提得奇 怪。尽管这些年西藏同自己的过去相比发展是比较快,但是同我们国家的东部、中部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不认为西藏现代化太快了,而是认为还需要加 快。至于宗教,西藏和全国一样实行的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保护,没有受到什么阻碍。现在西藏的寺庙是1787座, 僧人46000人,同西藏的280万人口比,僧人的比重已经是相当高了。也不存在对西藏的现实进行批评就要受到惩罚的问题。
记者:我并不是怀疑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我想问的是有没有表达意见的自 由,或者发表批评的自由。还有就是学校里公开的宗教课、佛教课的问题,因为更多的宗教老师集中在寺庙里。如果有人有什么不满,大声提出批评的话,可能会有 很大的危险,因为在西藏有很多驻军,还有很多警察,他们或许感到受到威胁。
朱维群:在我们全国包括在西藏,公民对我们的工作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评 是自由的。这种批评不仅在各种会议上有,报纸上有,电视上有,尤其是网络发展起来以后,对我们工作的批评是非常之多的。这些批评是受到保护的。但是如果有 人以舆论自由为名,破坏法律,破坏人民利益,破坏民族团结,企图颠覆我们的政权,那是不能允许的。我们绝对不能允许“3·14”那样的事情再度发生。
驻军、警察在西藏当然有。西藏是我们国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的军队、警察 理所当然的要驻扎在西藏。我们的军队也好,警察也好,都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保护民族的团结,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因为军 队、警察的存在而感到什么不便。感到心里不痛快、感到压力的是那些心里老想搞点事,想制造紧张空气的人。达赖喇嘛的所谓“中间道路”有一项内容,就是要求 中央政府从西藏撤出军队,把西藏变成一个所谓的“国际和平区”。达赖喇嘛他们后来说,现在的“中间道路”内容有所变动,中央在西藏驻军的问题,他们不再提 了,而且指责我们忽略了他这一改变。但是就在去年第三次接触商谈的时候,10月27日,所谓“流亡政府”的所谓“首席噶伦”桑东在接受一个所谓“独立中文 笔会”记者采访时,再次宣称:“自治区内不能驻扎军队,军队一直是我们的核心问题。”所以,只有达赖集团的这些人,只有妄图搞“西藏独立”和“变相独立 ”、“半独立”的人,才把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的驻扎看成是一种不能容忍的现象。
至于佛学老师的问题,我可能对您的提问意图还不很清楚。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一样,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就是政权、教育要和宗教分开。我们的国民教育,包括小学、中学、大学,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不允许进行宗教的灌输、传播和活 动。但是,在寺庙里,高僧、经师讲课,只要他们不违背有关的法律,不违背《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可以说是完全自由的。
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受到广大信教群众崇奉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秘密,班禅喇嘛或者说咱们中国选的班禅喇嘛现在哪儿?
朱维群:只有一个班禅喇嘛,就是经过严格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而认定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您的问题有意只问了一半,我给您补上另一半,就是还有一个达赖非法指定的所谓“班禅”在哪儿?
记者:是这样的。
朱维群:我首先要说,在班禅转世问题上,达赖喇嘛撒了一个很大的谎,就是利用西方 社会很多人对佛教尤其是对藏传佛教知识的欠缺,故意把班禅转世说成是他个人的权利。实际上一个新的达赖或新的班禅产生,它有一套完整的历史定制和宗教仪 轨,而这套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有着漫长的历史形成过程。
首先,上一代达赖或者班禅圆寂以后,西藏地方要找新的继任者,必须向中国中央 政府报告,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然后由西藏地方启动一个很大的寻找转世灵童的工程,找出若干孩子,再从这些孩子里重重筛选;在选出最后几个孩子的时候,要 向中央政府报告,由中央决定是否批准这几个孩子参加金瓶掣签,而这个金瓶本身就是由中央政府颁发给西藏地方的;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之后,西藏地方进行金瓶 掣签,选出一个孩子,然后向中央报告,经中央批准他才能成为上一世达赖或者班禅的转世灵童;当这个转世灵童坐床也就是登上上一代达赖或班禅的座位的时候, 要由中央政府的驻藏大臣或者派员进行现场主持和监督,由中央政府正式颁给金册、金印,表示对他的认可。到此时,这个孩子才真正成为下一世的达赖或者班禅。 这个传统在1793年乾隆皇帝的时候已经非常的确定和完备了。期间也有孩子不经过金瓶掣签,也就是只有一个候选人。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举行掣签,也必须经 过中央政府批准。
我很罗嗦地讲了这么多,就是说明现在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是经过 了这一完整的政治和宗教的程序产生的,政治上是合法的,宗教上是灵异的。班禅现在已经是一个青年了,知识、宗教造诣、人品各方面都非常的好,受到了广大藏 族信教群众的崇奉。班禅额尔德尼现在正在西藏进行宗教的修习。达赖喇嘛破坏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擅自指定所谓“班禅”是非法的、无效的。至于他 指认的这个孩子,他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是藏族的孩子,是我们的公民,我们一定会创造条件让他健康成长。
记者:达赖喇嘛指定的这个灵童在哪儿健康成长?在西藏,信徒会认可政治上指定的这么一个班禅吗?
朱维群:达赖喇嘛非法指定的这个孩子,当然是在中国境内健康成长。他一定会成长为 一个对国家,对西藏人民有用的人才。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得到了广大信教群众的认可和拥戴。他每次到西藏或者四省藏区去进行宗教活动,都要受到以万为计数 单位的信教群众热烈欢迎和真诚崇奉。
达赖喇嘛总是说第十一世班禅是政治产生的。但是他不要忘记,他自己当初产生也是经过中央政府批准的。按照他的逻辑,他自己就是政治的产物。
记者:感谢朱副部长给我这么详细的解答。我知道“西藏”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在很多情况之下很少能够像朱副部长谈得这么长,这么详细。
朱维群:我本来希望您今天提问的火力更猛一点。我认为当记者的基本准则就是报道事实,这里既包括您在西藏所看到的事实,也包括今天我们谈话内容的事实。
新华网北京10月11日电
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温家宝
(2009年9月4日)
老师们好,今天上午,我在三十五中初二(5)班听了5堂课, 中午和同学们一起吃了饭。下午和老师们座谈,听取意见。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来了。在教师节前夕,我用整整一个上午听5堂课,一方面,用这种方式表 示对老师们的尊重;另一方面,想深入地了解一些教学的真实情况。再过几天就是教师节了,我首先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今天主要是听老师们的发言。为了使会议开得活泼一些,在大家发言之前,我想对上午5堂课做个点评,互相切磋。如果说的不对,请你们批评。
第一堂听的是数学课。这堂数学课主要是讲三角形全等的判定,老师讲清了概念,这非常重要,基础课必须给学生以清楚的概念。她还讲了三角形全等的 四种条件,以及两边一角全等的几种情况。老师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用的是启发式教学,也就是启发同学来回答。老师在问到学生如何丈量夹角的度数时,同学们 回答了好几种,比如量角器、圆规、尺子。我觉得这堂课贯穿着不仅要使学生懂得知识还要学会应用的理念。最后老师提出两边夹一角的判定方案,也就是SAS判 定方案,并且举出两个实例让学生思考,一是做一个对称的风筝,这个对称的风筝实际上是两边夹一角的全等三角形;二是一个水坑要测量中间距离,水坑进不去, 是应用全等三角形的概念——对应边相等,用这个概念通过全等三角形把这个边引出来。这两个例子都是联系实际教学生解决问题。所以这堂数学课概念清楚、启发 教育、教会工具、联系实际,说明我们数学的教学方法有很大的改进。总的看这堂课是讲得好的,但是我也提一点不成熟的意见:我觉得40分钟的课包容的量还可 以大一点,就是说,一堂课只教会学生三角形全等判定,内容显得单薄了一些,还可以再增加一点内容。
第二堂听的是语文课。老师讲的是《芦花荡》,在座的可能有不少老师讲过,我过去也读过,但今天和学生们一起读,觉得别有一番新意。缺点是开始没 把作者的简要情况给同学们介绍。既然是讲《芦花荡》,作者又是孙犁,是中国现代的著名作家,他曾经写过什么著作,有过什么主要经历,我觉得有必要给学生讲 讲,但是老师没有讲,也许是上堂课已经讲过或下堂课要讲。孙犁是河北安平人,他一直在白洋淀一带生活,1937年参加抗日,所以他才能写出像《芦花荡》和 《荷花淀》这样的文章。讲作者的经历是为了让学生知道作品源于生活。孙犁于1937年冬参加抗日工作以后,到过延安,然后陆续发表了反映冀中特别是白洋淀 地区的优秀短篇小说,其中像《荷花淀》、《芦花荡》都受到好评。但我紧接着就有一个惊喜,这是我过去上学时没有过的,就是老师让学生用4分钟的时间把 3300字的文章默读完,我觉得这是对学生速读的训练,是对学生能力的锻炼。她不仅要求学生专心,而且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我们常讲人要多读一点 书,有些书是要精读的,也就是说不止读一遍,而要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地经常读。但有些书是可以快速翻阅的。默读是我听语文课第一次见到的一种教学方 法,而且是有时间要求的。我发现学生们大多数都读完了,或许他们事先有预习,或许他们真有这个能力。紧接着老师又叫学生概括主要故事情节,这是锻炼学生的 概括能力,我以为非常重要。3300字的文章要把它概括成为3句话:护送女孩、大菱受伤、痛打鬼子。要有一定的逻辑性,要抓住文章的核心,这不容易。我上 学时最大的收获在于逻辑思维训练,至今受益不浅。这种方法就是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概括能力。紧接着老师又要求学生通过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 果来懂得写人和写事,这里既贯穿着认知,又贯穿着思考和提升。老师特别重视人物的描写,因为孙犁这篇东西用非常质朴的语言写了一个性格鲜明的抗日老人,其 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四个字:自尊自信,这是他人格的魅力。因为他能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镇定,当他认为这件事情做得不好时又十分懊丧。语文教师还让 学生进行了朗诵。我以为语文教学朗诵非常重要,它是培养学生口才的一条重要渠道。如果我们引申开来,由逻辑思维到渊博的知识到一种声情并茂的朗诵就是一篇 很好的演讲,需要从小锻炼。老师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讲到课文的高潮时,她讲这位老人智勇双全,爱憎分明,老当益壮,点出老人的爱国情怀,然 后概括出老头子最大的特点是抗战英雄,人民抗战必胜,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讲到这堂课的中心思想是要热爱祖国。这样,就把课文的内容升华了。
第三堂听的是走进研究性学习课。这是我从来没听过的课。听了课我懂了,其实是开阔学生的思维,用我们可以经常接触到的一些事情来深究科学的原 理,提出问题,独立思考。这堂课老师讲的是“教室”,就是要建一座好的“教室”应具备哪些条件。学生纷纷回答,几乎我想到的他们都谈到了,从窗户到门,从 隔音到节材。最后,老师把它概括为四个方面,叫做你想研究什么问题——研究“教室”;怎么开展研究——研究“教室”的方方面面;和谁一起研究——老师和同 学;怎样表达研究成果——把学生的经历、实践和参与结合在一起。但我坐在课堂上就在想,非常重要的一点学生们却没想到,就教室而言,建筑安全应是第一位 的。学生没想到,教师也没想到。经济适用都想了,但是安全没想到,也就是说学生没有想到防震知识,这算个缺点吧?这堂课讲得还是不错的,比如教室的设备甚 至深入到多媒体,投影、摄影头,节能深入到节能材料,深入到经济上的性价比。还有一点,就是老师提问时,一个学生说我喜欢岩石,想研究岩石,这个学生也可 能不知道老师备课的内容是要讲“教室”,但是老师很快把他的问题扭过去了,因为这堂课不是这个主题。这里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教这堂课要求老师的知识非常 渊博,学生爱好涉及的是大自然,老师讲的是“教室”,而对学生好奇的大自然应该给予积极回应。对学生的回答,老师应因势利导,问他看过多少种岩石,知道名 字吗?老师就可以讲岩石的分类:沉积岩、岩浆岩、火山岩,启发学生热爱岩石,从而热爱地质。我不是让老师把原来备课的内容改变,而是因为学生想听的是大自 然,老师要讲小空间,用简练的语言和提问的方式回答大自然的问题是必要的,而且并不困难。最后,老师展示了这个学校的研究成果,35中做过园林研究,做过 抗紫外线的研究,做过冬小麦的研究,做过城门与城墙的研究,做过节水灌溉的研究,做过环境因素和生物的研究,还有很多学生获奖。这是一堂很好的课,但老师 可以更放开一些,不要求老师是万能的,老师可以把学生提出的问题带回去思考,下次再给他们解答。
第四堂听的是地理课。老师用提问的方法,问学生暑假到过哪些地方。我真没想到学生到过那么多地方,不仅是国内,而且到过国外。我仔细翻了课本。 这门课把我们过去的地理与自然地理合并了,甚至扩展到把地理、地质、气象、人文结合起来,是一本综合教材,可能现在学地理的时间要比过去少了。但是讲华北 一下子我就听糊涂了,因为课本讲的既不是自然分界,又不是经济分区,也不是行政分区,华北怎么把陕西、甘肃和宁夏包括进去了?课本对中国区域划分的依据不 足,无论是自然的、经济的还是历史沿革的划分都没能讲清楚,有的是错误的。此外,课本关于中国的区域差异一章就讲了中国的五大区域,即华北、青藏、沿海、 港澳和台湾,这就更不全面了。我赞成把地理、地质和气候结合起来,这就如同把人与自然、环境结合起来一样。过去大学的地质地理系就包含这三个方面。已故的 刘东生院士之所以在研究黄土高原方面取得很大成就,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厚、面积最大的黄土层,这给他提供了有 利的研究条件;另一个原因是他对地理、地貌、地质和气候的关系,特别是黄土的成因以及黄土形成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研究得很深。我赞成编写教材时把这几方面结 合起来,但要把基本概念讲清楚。现在孩子们见识很广,他们到过很多地方,老师讲得也很好。课本要保持严谨规范和学术的百家争鸣,使学生从本质上理解地理学 真正的科学内涵。
最后我听了一堂音乐课,应该说是欣赏了一堂音乐课。老师很活泼,这堂课先是播放了迈克尔·杰克逊的《我们同属一个世界》,这堂课的主题是让世界 充满爱。我对音乐是门外汉,但是我边听边感到这是一堂艺术熏陶课,对孩子是艺术的熏陶,也可以说是堂美学课。美学是什么?大概中学没开过这门课。中国研究 美学有名的是朱光潜先生。美学从大的方面讲就是真善美,就是世界事物的真善美,这就是那首歌的真谛。因此听完课我就即席讲了一篇话,我说没有爱就没有教 育,没有爱就没有一切。一堂音乐课让孩子们通过唱歌来懂得人世间的爱,懂得人世间的真善美。其次是人们的心底。孩子们都有心理活动,就是孩子们心底都有 知、情、义。这就要求学生要有爱心,懂得爱父母、爱老师、爱家乡、爱祖国。在河南南阳我给学生们在黑板上题词就是三句话:爱父母,爱老师,爱南阳。我认为 这是思想教育,孩子们记得清清楚楚。人最起码的爱就是这些,爱父母爱老师爱家乡,再归结起来就是爱祖国了。所以这就要求学生有爱心,懂得爱同学、爱老师、 爱父母、爱家乡、爱祖国。这就要求学生有好奇心。好奇心是什么?就是追求真知。钱学森是大科学家,但很少人知道他是画家。他从小就受艺术的熏陶。大家都知 道李四光是地质学家,但很少人知道他是我国第一首小提琴协奏曲的作者。钱老曾经亲口对我说,我现在的科学成就和小时候学美术、学音乐、学文学是分不开的。 因此他提倡学理科、工科的也要学艺术,学艺术的也要学工科、学理科。他在被授予功勋科学家时的即席讲话说:“我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我的夫人。”他夫人蒋 英是钢琴家。我对他夫人说,你的艺术对他的科学工作很有启发。追求真知,辨别真伪,寻求真理、趋善避恶,为民造福,应该是美学教育的内容。我们要求学生做 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就应该在这些方面都具备一定的知识,具备一定的爱好。上午听课时我也服从音乐老师的命令做了游戏,感觉和孩子们在一起非常幸福。我对孩 子们说我爱你们,我祝福你们。(听了教师代表发言后)
刚才,几位老师的发言都很好。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应该肯定,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无论是在学生的就学率还是在教育质量上,都 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些成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为什么社会上还有那么多人对教育有许多担心和意见?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 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任继愈老先生90岁生日时,我给他送了一个花篮祝寿,他给我回了一封信,这不是感谢信,而是对教育的建议信。我坦率告诉 大家,他对我国教育的现状有一种危机感,他尖锐地指出了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多次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工作,他对科技没谈什么意见,他说你们做 的都很好,我都赞成。然后,他转过话题就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最近这次我看他,我认为是他头脑最清楚 的一次,他还在讲这一点。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 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最近,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英国首相布朗作了一次科技报告,他一开始 就讲,英国这样一个不大的国家仅剑桥大学就培养出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是值得自豪的。他认为应对这场危机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科技,是人才和人的智 慧。其实,我们的学生也是很优秀的,在各种国际比赛当中经常名列前茅,许多到国外留学的学生学习成绩也很好。我们出去这么多留学生,也成长了一批人才,充 实了各行各业,但确实很少有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那样的世界著名人才。每每想到这些,我又感到很内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形势很好的时候,还要制定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原因。
老师们都很辛苦,特别是从事基础教育的老师。老师们承担着教育的重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如果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 教师就是基石的奠基者。国家的兴衰、国家的发展系于教育。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我曾经引用过“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这句话,这是17世纪捷克的大教育家夸美纽斯讲的。俄国的化学家门捷列夫也说过:“教育是人类最崇高、最神圣的事业,上帝也要低下至尊的头,向她致 敬!”可以说,无论一个人的地位有多高、贡献有多大,都离不开老师的教育和启迪,都凝结了老师的心血和汗水,在老师面前永远是学生。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需 要大批的人才,同样也离不开教育和老师的培养。我们国家大约有1600万教育工作者,其中中小学教师1200万。长期以来,广大教师牢记自己的神圣使命, 兢兢业业,默默耕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为我国教育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这种不计名利、甘为人梯,成功不必在我、奋斗当以身先的精 神,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境界。
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问题。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特别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从国内外的比较看,中国 培养的学生往往书本知识掌握得很好,但是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还比较缺乏。这应该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比较重视认知教 育和应试的教学方法,而相对忽视对学生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应该说,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并且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但是为什么成效还不够明显? 我觉得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地探索和改 革。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 业。我们正在研究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是想通过改革来努力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这里,我想提四点要求供大家参考:
第一,教育要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陶行知先生说:“教是为了不教。”就是说要注重启发式教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创造自由的环境,培养学 生创新的思维,教会学生如何学习,不仅学会书本的东西,特别要学会书本以外的知识。我曾经把学、思、知、行这四个字结合起来,提出作为教学的要求,也就是 说要做到学思的联系、知行的统一,使学生不仅学到知识,还要学会动手,学会动脑,学会做事,学会思考,学会生存,学会做人。
第二,教育要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我们说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归根到底就是要与时俱进,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办出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教育。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牢牢把握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潮流,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同时,也要深深地 懂得中国,结合中国的实际和国情,推进教育改革、优化教学结构、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
第三,教育要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才的要求。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而且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要立足于现代 化建设对人才的实际需要,不断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设计,努力培养创新型、实用型和复合型人才,同时要加强爱国主义和理想信念教育,培养学生增强社会责任 感,报效祖国,服务社会。
第四,教育要符合以人为本的要求。学校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以“依靠人、为了人、服务人”为基本出发点,尊重学生、关爱学生、服务学 生,发现和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塑造学生大爱、和谐的心灵。前两年我到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他对我说,讲和谐还要讲人的自我和谐,要使人对自己的认识符 合客观实际,适应社会的要求,正确对待金钱名利,正确对待进退、正确对待荣辱,这才能和谐起来。
最后我想对老师提点要求。教师的日常工作既平凡又不平凡,教师不是雕塑家,却塑造着世界上最珍贵的艺术品。广大教师应当成为善良的使者,挚爱的化身,做品格优秀、业务精良、职业道德高尚的教育工作者。
一要充满爱心,忠诚事业。“没有爱心就没有教育”,这是实验二小霍懋征老师的话。她念念不忘的就是希望拍一部反映老师教书育人的爱心和奉献精神 的电影或电视剧。我在这里也大声呼吁,希望能有更多描写老师的影视作品。当一名教师,首先要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把追求理想、塑造心灵、传承知识当成人生 的最大追求。要关爱每一名学生,关心每一名学生的成长进步,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二要努力钻研、学为人师。当今时代知识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学习才能适应工作要求。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和创造者,更要不断 地用新的知识充实自己。要想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必须先有一桶水。教师只有学而不厌,才能做到诲人不倦。广大教师要崇尚科学精神,严谨笃学,做热爱学习、善 于学习和重视学习的楷模。要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新科学、新技能,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书育人的本领。要积极投身教学改革,把最先进的方法、最现代的理 念、最宝贵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刚才座谈时有的老师提到要给教师创造培训的条件,我完全赞成。要建立包括脱岗轮训、带薪培训的制度,当然要讲求实效,把好事 真正办好。
三要以身作则,行为世范。教育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灵魂与灵魂的交融,人格与人格的对话。不久前有一个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他提到:现在青年学 生自杀的很多,小小年纪厌世甚至走上绝路,总理能否在9月1日开学时专门和学生在网上对话,告诉学生要珍惜生命,热爱生活。他所说的事虽然是极个别,但必 须引起重视。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学生心灵的健康和成长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代替的最灿烂的阳光。好的老师是孩子最信任的人,有些话甚至不对父母讲也愿意跟老 师讲,老师能帮助他解决思想问题包括实际问题,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没有爱心是不可能的。惟有教师人格的高尚,才可能有学生心灵的纯洁。教书者必先强己,育 人者必先律己。我们不仅要注重教书,更要注重育人;不仅要注重言传,更要注重身教。广大教师要自觉加强师德修养,坚持以德立身、自尊自律,以自己高尚的情 操和良好的思想道德风范教育和感染学生,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社会的尊重。
全社会要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重视不重视教育;一个国家重视不重视教育,首先要看教师的社会 地位。要注意提高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待遇。从今年起,在国家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按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原则,实行义务 教育阶段教师绩效工资制度。中央财政今年已准备120亿,全国计算大概是370亿。这不是简单的涨工资,应该把薪酬待遇和个人工作成效密切挂钩。这是对教 师辛勤劳动的尊重。我们要继续发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不断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把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 发挥出来。各级政府都要满腔热忱地支持和关心教育工作,积极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吸引和鼓励高素质人才从事教育事业,尤其是到基层、农村和边疆地区 任教。中小学教师非常重要,有些国家让最优秀的人教小学。要像尊重大学教授一样尊重中小学教师。要大力宣传教育战线的先进事迹,特别是终身从事中小学教育 事业的典型,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让教师成为全社会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
(今年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到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看望师生。上午听了5节课,下午同北京市部分中小学教师座谈。本文是他对听课的点评和在听了教师代表发言后的讲话。)
| An American Volunteer in China |
| To locals, 36-year-old David Deem seems a particularly tall and slim American. He stands at 1.93 meters (6 feet 4 inches), with blue eyes, curly blond hair, a beard, and an honest and bright smile. They call him "Ding Dawei." Ding Dawei has been in "A Teacher Should Go Where He Is Needed Most" When I first met Ding Dawei, I was surprised that he could speak in fluent Chinese. "How about coming to my office and having a talk there?" he suggested as he showed me the way to his office-a 13-square-meter room functioning both as an office and a dormitory. The furniture is simple: one single bed, one table and two chairs. The red five-star flag on the wall is the only decoration in the room.
"I often ask myself the same question you reporters ask me," Ding Dawei said. "What did I come here for? I had been a teacher in the Ding Dawei was born in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Ding's backpack holds an old folder, faded in color, which holds various items: his ID card, photocopies of his passport, reports on building schools with donations, official written replies from the education bureau, lists of donators, a bankbook, several account books, photos of schools, letters of thanks and many receipts waiting to be mailed to the donators... "This is my life here," he said. For years, letters and donations have been continually sent via post to "Ding Dawei,
How to best use this money is often the question that racks his brain most. The money is used to build schools, purchase related articles for the schools, purchase gift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on Teachers' Day and Children's Day, respectfully, and pay for the teachers' training and exchange programs. During each winter vacation, he takes local teachers to He wrote to the donators describing the expenditure of their contributions. The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ccount was in triplicate: one for the education bureau; one for the school; and one copy for himself. Because of his assiduous recording keeping and donor communications, many contribute repeatedly, and one donator has forwarded funds more than ten times. "I'm a Chinese Teacher" Usually, Ding Dawei will travel by foot from one school to the other dealing with various problems, and he will often walk at least two hours a day. To learn more about his life, we followed him on one of his journeys to deliver gifts to kids before Children's Day. The roads were not smooth, and the vehicle was packed with many things, so he insisted on going by foot. When he appeared at the gate of a school, we heard students loudly calling "Ding—Da—Wei." He was immediately encircled by children who seemed to come out of nowhere, and we were told that nearly all the children in He delivered the gifts and the children returned to their classrooms under his instruction. This time he bought everyone a red baseball cap and a five-yuan electronic watch. Looking at the pleasantly surprised children, he said, "You don't know how lovely children are here!" Then, he took out a globe and asked one child, "Do you know where
Children like playing games with the "giant," letting him hold them upside down in the air, or snatching the basketball that spins on his fingertips. And he likes to ask them questions. The assignment he gives himself is to appraise the skill level and abilities of each student, and determine in what areas they need to improve. In class, he asks ques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different individual levels, not too difficult and not too easy. "It is difficult to handle it properly," he said. Most of his time and energy is dedicated to providing the children with better education conditions. He continually visits all the schools in the county solving various problems, meeting the local children, who are truly fond of this blue-eyed teacher. I remember that Ding Dawei was once invited to a popular live program on CCTV. On the screen, the audience watched as he took out the Chinese national flag (the one that now hangs on the wall of his room) from his backpack; and he told the host and the audience that he carried it with him at all times-just to remind himself that he was in China and he should speak more Chinese. "It also help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myself and those that come to my room," he said. "Every time I see the national flag, I will say to myself, 'You are a Chinese teacher now.'" |
| 丁大卫 |
丁大卫——一个出生在美国克里夫兰市中产阶级家庭的美国人,14年前,他离开他繁华的国家、舍弃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美国梦,来到中国支教,一待就是十几年。他耐着寂寞,品尝艰苦,在当地被称作“活雷锋、白求恩”。
丁大卫一家现在住在甘肃省东乡自治县,并且他已经入选了2008年度CCTV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丁大卫说:“我很喜欢这里,我和我的妻子在这里很快乐。”
大卫在墙上挂了一面五星红旗,走到哪儿都带在身边。用他的话讲,把中国国旗挂在自己的房间内,就是提醒自己这是在中国,不能用国外的思想和心态来对待,不然就会很不适应。大卫说,每当他看到中国国旗,他就会告诫自己:“你现在是一位中国教师,你要多为中国教书育人。”
| 丁大卫 |
丁大卫行为与我们现代人有点不一样,思维有点怪,价值观有点另类,他简直是个怪人。
丁 大卫的第一“怪”,是喜欢往贫穷地区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丁大卫却偏往低处走。他到中国的第一站是珠海,在珠海第一家私立小学恩溢国际学校任 英语教师,大小也是到了中国的特区。当丁大卫为这所学校招聘英语教师时发现,招聘到的5个人中有4个来自西北地区。他觉得,西北的人才都出来了,有谁去 呢?他的信条是,“当老师,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于是,丁大卫把自己的简历寄到西北的一些学校,最后他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学校的邀请中,选 择了西北民院,理由是:“这里的学生大都要回到民族地区当老师,是最需要人的地方。”就这样,他从特区走进中国的西部兰州。到了兰州,他又开始研究哪个地 区最贫穷、教育最落后。几经考察,他选中了东乡县。从2000年开始,他为甘肃东乡族自治县做起了基础教育义务助学工作。这还“不过瘾”,2002年6 月,丁大卫和西北民院的合同到期,他决定辞去民院的工作,专职到东乡做事。
丁大卫的第二“怪”,是别人吵着要加待遇,他却硬要减工资。 1995年,丁大卫作为外籍教师应聘到西北民院,学校给他开出的工资是每月1200元。他打听了一圈后,知道这个工资比一般教师要高,于是主动找到学校, 要求把工资降到900元。学校不同意,坚持要付1000元,丁大卫觉得“四位数”还是太高,几番争执,最后定在了950元。
丁大卫的第三“怪”,是好多做事,好管闲事。他在兰州的时候,搞了个外语角,贴了不少钱。丁大卫到了东乡,“不务正业”就更厉害了。他每年教师节要买礼品送给女教师。社会慈善人士因为丁大卫的带动给东乡捐款,现在在东乡已经建起了多所学校。
这 些年来,寄给“甘肃东乡丁大卫”的信件和捐款一直不断,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元。所有捐款的支出,他都会写信告诉捐助人。所有的收支账一律一式三份,给教 育局一份,学校一份,他自己留一份。别人问他, “又没有人要求你这样,不用这么麻烦吧。”他的解释是,“那怎么行,人家把钱交到你的手里,总要有交待。”他还为了学校1.5元一度的不合理电价去和电力 局理论;为一个语言功能有障碍的孩子联系聋哑学校和赞助人;为了春节期间带东乡的6位老师去广东恩溢学校培训的事向教育局汇报;还“义务”为双语教学项目 培训老师翻译资料。他甚至把家人都拖进来了。丁大卫的老父带了两个朋友去东乡看儿子,他让他们为建校做砖工,临走三位老人还把身上的余钱全部掏了出来。
丁大卫的怪,怪就怪在当社会大众很多在为追求自己的物欲而拼尽气力时,他却要为其他人操心,醉心于耕耘精神的家园。丁大卫说,“我不想做专家、指导者,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我愿意为这里(东乡)服务。”
没想过要离开
曾 经有人对丁大卫说,二三十岁时做这样的事还可以,但是快要到40岁的人应该现实一些,过条件好的生活。丁大卫说:“我没想过要离开这里,我已经来中国十多 年了,也许我可以想到明年做什么,但是以后的事情谁也无法想像。我和我的妻子都很希望能够留在东乡。我有很健康的身体,有志同道合的妻子,有很多可爱的学 生,这些都支持着我继续在这里工作。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必须是有意义的,我现在做的是我喜欢的事情,这是一种自我满足。如果每个人都向往富裕的生活,而 没有人愿意付出,那么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有过上优越生活的条件。”
最近,中国科学院丁仲礼院士课题组完成了研究论文《2050年大气CO2浓度控制:各国的排放配额计算》(该文近期在《中国科学》上中、英文发表),通过计算各国过去人均CO2累计排放量和今后排放余地,为即将开始的控制大气CO2浓度的国际谈判, 在一些核心问题上提供定量数据。
该研究以 1900年为时间起点,对各国过去(1900-2005年)人均累计排放量与应得排放配额,以及今后(2006-2050年)的排放配额做了逐年计算,并 根据1900-2050年的应得配额数、1900-2005年的实际排放量、2005年的排放水平、1996-2005年排放量平均增速四个客观指标,将 世界上所有大于30万人口的国家分为四大类:一为已形成排放赤字国家(美、加、澳、英、德、法等发达国家在此列,还有一些产油国和前苏联国家),二为排放 总量需降低国家(发展中国家为主,但日、韩、意等国在此列),三为排放增速需降低的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尼等在此列。我国1999-2005 年平均增长率达8.81%,但我国可占全球2006-2050年总排放配额的30%以上,这是我们手中最大的牌),四为可保持目前排放增速的国家(均为发 展中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巴西等在此列)。
在计算结果中,以下几组数据值得重视:
1、发达 国家在1960年时,其人均累计排放量已经很高,如美国为234.48 tC(单位为吨碳), 英国为177.17 tC, 加拿大为149.49 tC,法国为73.56 tC;而中国从1900年到2005年,其人均累计排放量为24.14 tC,只相当美国或英国1900-1907年这8年的人均累计排放。
2、 1900-2005年全球人均累计排放为79.58 tC,一些代表性国家为:美国为467.88 tC、英国为303.13 tC、德国为271.32 tC、俄罗斯为164.00 tC、法国为161.85 tC、日本为115.10 tC、南非为159.26 tC、中国为24.14 tC、巴西为20.27 tC、印度10.79 tC。
3、以一 个国家1900-2050年应得排放配额总量计算,大部分发达国家早已用完,如美国1900-2050年的应得排放配额总共为31.63 GtC(单位为十亿吨碳),而它1900-1963年的排放即已达此值。同样,英国在1957年、德国在1969年、加拿大在1980年、澳大利亚在 1990年、法国在1999年已用完其1900-2050年排放总配额。
以人均累 计排放计算,美国在1936年、英国在1945年、德国在1963年、加拿大在1955年、澳大利亚在1977年、法国在1989年就已经达到足额排放 (1900-2050年人均累计排放空间为133.13 tC)。其它国家预期达到足额排放的时间分别是:日本在2013年前后,意大利在2040年前后,中国将在2047年前后,印度则会在2050年之后。
以上可见,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早就形成排放赤字,今后更将是赤字排放。
4、以每吨CO2价 值20美元计,仅G8国家中的美、英、德、法、俄、加6国逐年形成的排放赤字价值到2005年已大于5.5万亿美元,2006-2050年它们的预期排放 形成的赤字价值将达到6.3万亿美元,总的排放赤字价值将大于11.8万亿美元。因此,我国强调要发达国家拿出1%GDP做补偿的观点完全是有依据的。
5、即使 发达国家今后达到其大幅度减排目标(如到2020年,比2005年或1990年减20%,到2050年减80%),它们在2006-2050年还将是高人 均累计排放,如美国为148.83 tC、G8国家平均为83.69 tC,仍将大大高于2006-2050年全球人均累计排放预期53.55 tC,也就是说,它们目前提出的大幅度减排目标,即使实现,也不表明它们将占据道德高地而压发展中国家减排。
6、以 2005年人均排放和1996-2005年人均排放增长率为出发点,假定中国到2035年达到人均排放高峰,并且人均年排放达到日本2005年的水 平:2.62 tC(2005年我们人均排放为1.15tC),进一步假定从2035年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降到法国2005年的水平:1.69 tC。考虑人口增长率,中国2006-2050年的总排放量模拟值为126.97 GtC,超过应得配额17.06 GtC。此出超不算大,可以用生物圈固碳抵消,并且这个估计是留有余地的。因此,我国完全可以做到进退有据。
7、G8国家建议到2050年,全球CO2排 放量减少50%,G8国家则减少80%。如此方案通过,则G8国家1990-2050年的累计排放将为127.32 GtC,以2005年人口计,人均累计排放将为146.94 tC,而“其它国家”1990-2050年的累计排放将为204.70 GtC,人均累计排放将为36.24 tC,人均差别将高达4倍。如果计算1900-1989年间的排放,二者差别将更大。可见,G8国家的这个建议如作为国际公约生效,那将成为历史上罕见的 不平等条约。
最后,课 题组还围绕谈判议题是减排还是配额、470ppmv的目标浓度、排放配额的分配、人均累计排放量的计算、已超额排放国家如何率先行动、不同类型国家的如何 承诺、征收碳关税是否合理、是否应该设立“气候移民”议题、固碳是否应该用于冲抵排放等9个与国际谈判相关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课题组认为,控制温室 气体排放的国际协调行动将会对整个人类的价值取向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 许多西方国家对诸如中国所采取的控制人口出生率政策颇多诟病, 但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明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话语系统下,控制人口增长就成为必然的逻辑指归;又比如,一些西方国家引为自豪的生活方式,如果以控制大气温室 气体浓度的标准来评价,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他们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他们国家人均高排放的出现,而这种生活方式既不应被任何发展中国家所仿效, 也不应被他们本身所坚持. 至于本文一再强调的建立控制大气CO2浓度的国际责任体系,远不止排放配额分配这一件事,它还涉及到国际关系处理中的很多方面,这些都是今后需要予以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