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2/100206_731doc.shtml
日本一名教授发现的文件证实，二战后美军以提供人体试验等数据为条件，免除了对731部队战犯的追究。
共同社报道，早稻田大学教授山本武利在国立国会图书馆发现了日期为1946年2月15日的文件。
文件由美国陆军第二参谋部发送给联合国军总司令部，上下方均盖有“机密”章，右上方有要求销毁的手写文字。
文件指示“检察以下人物的信件”，列出了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和“九·一八事变”时担任关东军参谋的石原莞尔等12人的姓名和住址等。
此外，还列出了9个曾在731部队研究设施中“具有医学背景”者的姓名，但地址不详。
山本认为，“检查信件可能是免除追究731部队所必须的工作，用以确认部队有关人员是否在计划报复美方等”。
收买情报
日本媒体在2005年曾经报道，日本一名学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的绝密文件显示，二战结束两年后，驻日美军曾支付现金给前731部队成员，作为他们提供情报的报酬。
新华社当时指出，该文件的披露，是首次证实了美国二战后为了获得731部队的数据，积极提供资金收买。
日本“731细菌战部队真相究明会”今年1月要求日本防卫省公开731部队的相关资料。
“究明会”的代表、庆应大学名誉教授松村高夫表示：“为究明真相、与亚洲人民达成真正的和解，有必要公开资料。”
另一方面，《哈尔滨日报》报道，该市社科院等机构将在今年北京召开的“两会”上，建议加快推进哈尔滨市“731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U.S. forces ordered all mail items sent to ex-Unit 731 members to be censored
U.S. forces instructed the General Headquarters of the Allied Forces to censor mail items sent to 21 people linked to Japan's notorious Unit 731 that conducted research on germ warfare during World War II, it has emerged.
Taketoshi Yamamoto, professor of media history at Waseda University, has found a relevant document from among U.S. official documents preserved at the National Diet Library.
"The censorship occurred before the Tokyo Tribunal of War Criminals. It may have been necessary for granting Unit 731 members immunity from prosecution," said Yamamoto.
After Japan's defeat in the war, U.S. forces granted Unit 731 members immunity from prosecution as war criminals in return for providing data on the unit's human testing and other experiments. However, it had not been known that U.S. forces were monitoring the moves of former Unit 731 members and others linked to the unit by censoring mail items sent to them.
The document, dated Feb. 15, 1946, was sent from the U.S. Army to the Civil Censorship Department (CCD) of the Allied Forces' General Headquarters. It was treated as a secret document.
It instructed the CCD to censor mail items sent to 12 people including Shiro Ishii, head of Unit 731; Ryoichi Naito, an aide to Ishii and the founder of pharmaceutical firm Green Cross; and Kanji Ishihara, former lieutenant general with the defunct Imperial Japanese Army who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e document states that the CCD should closely examine any reference to Ishii and germ warfare and meetings between those involved.
The document also lists nine other people with a medical background, who had allegedly worked at the unit's research facility. U.S. forces required the CCD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ir moves.
The lists of 21 people include figures that have not been known as those linked to Unit 731.
U.S. forces began to question those linked to the unit in September 1945, shortly after they occupied Japan. They attempted to draw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unit's activities by hinting at granting them immunity from prosecution as war criminals.
In 1947, U.S. forces decided not to prosecute members of Unit 731 in return for providing data on their experiments.
Saturday, February 6, 2010
Wednesday, February 3, 2010
统战部:达赖扮演麻烦制造者角色给商谈制造障碍
I have to say, Zhu Weiqun is a very wise man.
国新办于2010年2月2日(星期二)上午10时，在国新办新闻发布厅举行发布会，请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等介绍近期中央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情况。以下为发布会实录：
郭卫民：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的发布会。
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先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先生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尼玛次仁先生，向大家介绍近期中央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现在我们就请朱维群副部长介绍。
朱维群：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和大家见面。我发现这次来的记者比2008年11月份那次来的多，我很高兴。现在我向各位介绍这次我们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主要情况。
1月26日至31日，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及其助手一行5人回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接见了他们，我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尼玛次仁同他们进行了一整天谈话。此外，还安排他们到湖南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杜青林副主席在接见时，全面介绍了中央政府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国人民共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华诞的情况，介绍了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情况。指出，这次会议确定了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突出彰显新世纪以来西藏工作的辉煌成就，突出西藏实现全面小康的各项任务，突出保障和改善西藏民生，突出西藏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突出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
杜青林副主席指出，达赖喇嘛如果真正希望接触商谈取得进展，真正希望与中央改善关系，就应该尊重历史、正视现实、顺应时代，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彻底反思，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根本性改正。杜青林副主席着重从四个方面对达赖喇嘛提出要求，即：国家利益不容侵犯，主权和领土问题不可能有任何商谈的空间，不可能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宪法准则不容践踏，所谓的“大藏区”和“高度自治”明显违反中国宪法，只有彻底放弃，接触商谈才有基础，达赖喇嘛本人才有出路；民族尊严不容诋毁，如果达赖喇嘛继续在国际上从事反华宣传和破坏活动，缺乏基本的尊重和诚意，接触商谈不可能有实质性进展；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不容背离，西藏各族人民倍加珍视安定局面，任何形式的渗透破坏活动都不可能得逞，只会给接触商谈设置障碍，只会使达赖喇嘛更加孤立。
我们在与甲日一行谈话时首先指出，从2008年11月接触商谈至今已有1年多时间，这是从2002年恢复接谈以来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自己在2008年11月的“西藏前途特别大会”上公开宣布停止与中央的接触。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并没有把接触商谈的大门关上，而是耐心等待他们的觉悟。此次根据他们的请求安排这次接谈，充分体现了我们的诚意和一贯态度。
上次接谈时甲日一行递交了一份“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故意用晦涩不清的语言，企图以中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个别词语对“大藏区”、“高度自治”那一套进行包装，其实质仍然是“半独立”、“变相独立”，我们对此进行了严正批驳。这次他们又递交了一份“对备忘录的阐释”，声言对“ 备忘录”不作只字修改，不作任何退让，特别是继续坚持“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人民合法代表的地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置疑的”，声称要同我们讨论“西藏问题”、“600万藏人的福利问题”。对此我们严正指出，1959年3月10日，原西藏地方政府统治集团发动武装叛乱，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此，原西藏地方政府因发动武装叛乱，早已被中央政府依法解散，叛逃到印度的人员纠合组成的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完全是违反中国法律的。1964年12月17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指出：“达赖在其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亡国外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达赖集团这个伪政府一日不解散，伪宪法一日不取消，他们就一日处于与中国中央政府、西藏自治区政府相对立的位置，他们就属于违抗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分裂祖国的政治集团。
我们严肃指出，代表西藏人民的只能是中国中央政府及其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政府。甲日一行没有同我们讨论西藏自治区事务的任何合法身份，他们只是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要谈的只能是达赖喇嘛个人最多加上周围一些人的前途问题，也就是达赖喇嘛如何放弃一切分裂祖国的言行，取信于中央，取得全国人民谅解的问题。中央对达赖喇嘛及其集团的态度在五十年前就讲清楚了，对“备忘录”的态度在一年多前也讲清楚了，没有任何含糊之处。甲日一行应该做的是改正错误，而不是重抄“备忘录”的内容，搞什么故弄玄虚的“阐释”。
我们指出，如果达赖喇嘛方面真正希望改善与中央的关系，首先要收敛其种种反对中央的言行，但是仅上次接谈以来，他们继续公然勾结各种分裂主义势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极力破坏国内社会稳定，诬蔑损害国家形象，干扰我国家领导人出访，损害我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达赖喇嘛甚至反复公开宣称“我是印度之子，这是无可质疑的”，他应当就此作出澄清。
我们强调，与达赖喇嘛改善关系是中国内部事务，外人绝无置喙余地。然而达赖喇嘛仍然频繁在国际上到处活动，寻求外国人支持。这种行为，实际上使他在国际上扮演了一个麻烦制造者的角色，只会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反感，给接触商谈制造障碍。
中央对达赖喇嘛的基本要求还是那几句话，即：只要达赖喇嘛真正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就可以与达赖喇嘛就其个人及周围人的前途问题进行商谈。达赖喇嘛今年已经75岁了，我们希望他能够正视现实，转变立场，在有生之年作出正确的选择。
下面，我和我的同事们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欢迎提出你们认为是尖锐的问题。
郭卫民：好，下面我们开始提问，刚才朱部长说了，提问的时候还是报一下所代表的新闻机构。
中央电视台记者：请问朱维群副部长，这次接谈是否和前几次一样仍然处于僵持的状态，您对这次接谈有何评论，对今后接谈的前景您如何看待？
朱维群：这次接谈同以往每一次接谈一样，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尖锐的对立，已经成为接触商谈的一种常态，这是因为我们双方在立场上是根本对立的。但是我想这次接谈还是有成效的。
第一，这次我们安排他们到湖南参观毛主席旧居，参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使他们对我们国家当前的实际情况，对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第二，间隔一年多之后，杜青林副主席再次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国家当前建设的情况，60年大庆的情况和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情况，这有助于他们进一步了解当前中央的方针政策。杜青林同志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同志来接见他们，这个规格是相当高的。
第三，我们同他们进行了一整天的谈话，尽管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但是交锋不完全是消极的，因为这使我们双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分歧在哪里、分歧有多大，这样的交锋有助于达赖喇嘛了解自己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上。我每次在接谈谈话前都提议，双方不管对方的话多么尖锐和多么不中听，都要把对方的话听完，这一条得到了很好的实行，效果不错。
第四，这次接谈和上次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2008年11月份的接谈将结束的时候，甲日先生因为我们全面把他的“备忘录”顶回去了而非常的不高兴，表示今后谈不谈就说不清了。但是这一次他很诚恳地再一次提出，希望下面还要谈。我想这个态度比上一次来说是好的。
关于接谈的前景，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那就是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这个门一直是开着的。但是，想跟我们谈所谓“大藏区”、“高度自治”，即“半独立”、“变相独立”这样的一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如果达赖喇嘛私人代表还是坚持要谈所谓“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的代表”这套东西，而拒绝谈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问题，那么我们的接谈就只能继续保持2002年恢复接谈以来的状况。
我们希望达赖喇嘛方面不要再发生2008年11月他们“流亡藏人特别会议”做出不再和中央接谈那样错得太远的事情。
路透社记者：我想问的是，如果今年晚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的话后果是什么？他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到中美的关系？
朱维群：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借达赖喇嘛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这个态度是一贯的、鲜明的、不可动摇的。据说，美国领导人近期可能有会见达赖喇嘛的安排，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如既往地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我认为，如果美国领导人做出这样的举动，一是叫做无理，二是叫做无利。达赖喇嘛根本就不是如同有些人说得那样，仅仅是一个什么宗教人士，我刚才讲了，他是一个分裂祖国的政治集团的头头，他领导着一个伪政府，这个伪政府还有一个伪宪法，这个伪宪法规定达赖喇嘛是这个伪政府的最高政教首领，我希望不知道达赖集团这个伪宪法的人去查一查。
每当有外国政要以达赖喇嘛是宗教人士为由会见他的时候，我都感到不可理喻。无视事实，无视达赖喇嘛的伪政府、伪宪法的那套东西，硬说他不是政治人物，这道理说得过去吗？此类说法完全是自欺欺人，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美国领导人既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又和那个伪政府的头头达赖喇嘛发生这种关系，完全违背国际通行准则，是对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严重破坏，这就叫做无理。
那什么叫无利呢？中美关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发展这种关系对我们两国都有利，在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这样一个严峻的任务面前，发展巩固两国关系对我们两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领导人如果选择在这个时候会见达赖，破坏两国的信任和合作，对美国渡过目前的经济危机有什么好处吗？是为无利。我们中国人很看不起一种行为，叫做损人利己，而我刚才讲到的这个行为又等而下之，叫做损人不利己。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把美国的政治资源、财富资源，乃至引导一部分人群的同情心，投注给达赖这样一个代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人物身上，而又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的好处，委实不划算。中国人不会对损害自己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行为视而不见。邓小平同志说过：谁也不要指望中国人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我们非常的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情，但是，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我们当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使有关的国家认识到这一点。
香港文汇报记者：我的问题是提给斯塔副部长的，近年中央与达赖做出多次的接触，达赖也作出了多次的承诺，您认为他们是否信守了承诺？
斯塔：2008年11月杜青林副主席在接见达赖私人代表的时候，明确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的，是西藏最大的政治现实，否定“三个坚持”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达赖喇嘛方面曾经表示尊重中央政府提出来的“三个坚持”，但是在行动上并没有兑现他们这个承诺。
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去年5月5日达赖喇嘛在纽约宣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已经60年了，该是退休的时候了。8月2日，达赖喇嘛在接受一家境外媒体采访的时候再一次宣称：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已经60年了，而60年是到了退休的年龄。那么，请问这是尊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吗？
又比如，去年3月，西藏各族人民欢庆百万农奴翻身解放50周年，在这个时候，达赖喇嘛方面组织一些人在我30多个驻外使馆门前滋扰。去年10月 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是中华民族非常盛大的节日，而达赖喇嘛方面在这前后又纠集一些“藏独”分子在我驻外使领馆示威、骚扰、滋事。去年一年，达赖集团先后纠集一万多人次在我40多个驻外使领馆不断进行骚扰滋事活动。
去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以后，达赖喇嘛7月9日发表声明说“对近日以来东突厥斯坦局势深感痛心”。大家都知道“东突厥斯坦”这个名称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是分裂主义分子炮制出来的。达赖喇嘛故意使用这样的称谓，其用心昭然若揭。
去年9月11日，达赖喇嘛还和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热比亚在捷克同台参加所谓的国际研讨会，并且单独和热比亚会晤，事后达赖喇嘛还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对热比亚的支持。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到，达赖喇嘛方面口头表示尊重“三个坚持”，但是在行动上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分裂社会主义中国、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
我们注意到，达赖集团在进行分裂祖国活动的时候，经常盗用“西藏人民代表”的名义，打着“西藏真正自治”的招牌。在这次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过程当中，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尼玛次仁先生和我都已经非常明确地给他们指出，他们代表的不是西藏人民的利益，他们代表的只是被西藏人民推翻了的旧西藏封建农奴主残余势力的利益；他们要的也不是什么西藏人民的真正自治，而是要恢复他们对西藏人民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要剥夺西藏人民来之不易的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今天来了很多境外媒体的朋友，我们殷切期望各位把尼玛次仁主任和我刚才讲的最后这番话，介绍给更多的人。
朱维群：斯塔副部长讲得非常好，我补充几句话。达赖喇嘛远的不说，就从2008年11月接触商谈这一年多里，他对于几个话题非常的心爱，喋喋不休的讲。一个叫做“共产党应该退休”。一个叫做“2008年拉萨发生的“3·14”事件是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策划、而嫁祸给他们流亡政府”。一个是我们说的藏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他说“这是印度的领土”。还有一个叫做他是“印度的儿子”。如果要列举的话，我这里厚厚的一大本。这些话和他说尊重中国共产党、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一致吗？这样的言论和行动怎么改善和中央的关系？所以对于达赖喇嘛来说，当务之急是要言行一致，不要再弄说一套、做一套的习气。
斯塔副部长和我列举的以上达赖喇嘛言行，全部都是从达赖集团自己办的媒体和西方一些同情他的西方媒体刊载材料当中摘出来的，没有一个是出自我们的媒体。
美国之音记者：有两个问题，刚才在您的回答当中，您说在上一轮的接谈当中，你们方面是全盘驳斥了或者拒绝了甲日·洛迪所提交的“备忘录”。我想请问，在什么样的问题上，中国中央政府愿意做出一些让步，不然的话，达赖喇嘛方面怎么会愿意继续和你们进行下一步的接谈？第二，在您的介绍当中，对达赖喇嘛除了批评还是批评，那么我想请问，既然你们对达赖喇嘛只有批评之词，为什么还愿意和他们继续接谈下去呢？
朱维群：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他自己并不隐蔽，除了那些漂亮话之外，所谓“大藏区”、“高度自治”是公开的，这些都涉及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涉及我们国家的尊严，是不可以谈的，我们是不可能作出任何让步的。但是，为什么还要谈？为了给达赖喇嘛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尽管达赖喇嘛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到我们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70年代末，他仅仅讲不想搞“西藏独立”了，我们中央就开始了和他的接触商谈，请他身边的不少人到内地和西藏参观。尽管达赖集团一手策划了80年代末拉萨骚乱，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但是当他后来表示愿意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解决问题，我们又同他恢复了接触商谈。
难道这个诚意、这个灵活性还不大吗？难道对达赖喇嘛照顾还不够吗？非要把我们的国土让一块给他，非要他回来恢复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搞什么“大藏区”、“高度自治”，才算我们做出让步吗？对于他们提出的先是“备忘录”，后是“阐释”，我们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开导。2008年11月那次接谈当中，我对甲日先生说，我们不会和你们讨论什么“西藏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对你们这个“备忘录”进行检验，目的是看你们是不是放弃了“西藏独立”，回到了爱国的立场上来。为此，我们对这个“备忘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而且专门从七个方面指出这个“备忘录”是一个反对中国中央政府、反对宪法的东西。这种批评本身就表达了我们的诚意和耐心，而本来我们是可以对这个“备忘录”完全置之不理的。但是这一次接谈，甲日先生又把这个“备忘录”原封不动地搬到我们面前，那么我们除了批评，还是批评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如果达赖喇嘛不想挨中央的批评，那很简单，放弃他的一切“西藏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的幻想，满足中央给他提出的这些要求，那个时候，当然我们就要表扬了。
中新社记者：在昨天发布的有关杜青林副主席接见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的新闻稿中谈到，我们介绍了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西藏的发展和战略目标。我想请尼玛次仁副主任谈谈对于西藏地区发展的评估和未来前景的看法。
尼玛次仁：经过民族改革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西藏已经实现了基本的小康，西藏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去年我们西藏自治区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2.1%，农牧民平均纯收入增长了13%。农牧区的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已经有23万户、123万农牧民住上了新房，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幅度的改善，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全面的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全面的发展。目前，我们西藏的社会局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良好，上学的上学，做工的做工，朝佛的朝佛，一切生活正常。老百姓盼发展、思稳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已经成为我们全区人民的共识。我们非常高兴的是，去年到西藏的国内外的游客越来越多，去年我们接待游客已经达到556万人次，旅游收入已经达到52.4亿元，创下我们历史最高水平。
20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召开了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我本人就参加了三次。中央对西藏的政策的扶持和资金的投入力度，一次比一次大，比如2001年到2008年期间，中央财政向西藏转移支付已经达到1541亿，占同期西藏总财力的93.7%，也就是说，西藏每花100元钱，有 90多元钱来自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连续十几年举全国之力支援一个民族地区的发展，我作为一个民族干部很受感动。本人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刚刚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我们西藏人民的殷切关怀。会议成果丰硕，意义重大，为推进西藏快速发展和长治久安作了战略的部署，是确保西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的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
问我今后西藏的前景如何，我坚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特殊关怀，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有西藏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和全区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到2020年西藏人民一定能够同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西藏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南华早报：如果达赖方面坚持对“备忘录”不做任何修改的话，还会有下一次的会谈吗？下一次的会谈大概在什么时候呢？这次的会谈是北京方面提出来的吗？
朱维群：我们说过了，我们的这个门是不会关上的，除非发生他公然宣布“西藏独立”这类的事情。2008年 11月“流亡藏人特别会议”，有一个“决议”，其中宣称如果接谈没有什么结果，不排除有一天他们会重新搞“西藏独立”。所谓的“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声称，他们搞“中间道路”不是说他们没有权利搞“西藏独立”。很清楚，达赖集团的有些人不是不想搞“西藏独立”，做梦都想搞“西藏独立”，但是他们知道现在力量对比不允许，形势不允许。而一旦他们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的时候，诸位等着看，他们会说什么，干什么。目前情况下，我们接触商谈的门还是开着的，是不是有一天达赖喇嘛自己再度把这个门关上，那我就不知道了。会不会有下一次接谈，这关键要看达赖喇嘛的态度。
刚才记者问到这一次接谈是谁先提出来的。是达赖喇嘛提出的。在他们做出停止接触商谈这个决议之后，还指望我们去找他们要求接触商谈吗？
奥地利《侧面》杂志记者：我有两个问题。三位先生一直强调，西藏自治区政府是唯一可以代表西藏人民立场的政府，请问西藏自治区政府有没有调查过西藏人民，特别是藏族人民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对藏族人民关于“西藏问题”的看法，关于“西藏问题”怎么理解？第二，朱副部长刚才提到达赖喇嘛已经75岁了，他的一些接班人很可能在“西藏问题”上采取更强烈的方式。那么三位先生怎么了解达赖喇嘛接班人对“西藏问题”的看法？会不会担心达赖喇嘛去世之后“西藏问题”会更难解决？
尼玛次仁：我对第一个问题做一个回答，然后请斯塔部长做补充。
你刚才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是唯一能够代表西藏人民的唯一政府，我说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我前面有一句话，我们西藏老百姓认为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这在全区人民当中已经有了共识。越来越多的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藏民，认为达赖喇嘛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人士，他是一个打着宗教的幌子，长期搞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集团的头子。我们有关方面曾经作过民意测验，我们在有关方面媒体也公布过这个数字。我们在接谈过程当中，面对面的时候，亮明了我们的观点和立场。
斯塔：我再补充一下。刚才问到，你们了解西藏人民的想法吗？前不久刚刚召开了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了筹备好这个会议，真正了解西藏老百姓，特别是农牧民群众在盼什么、想什么、中央怎么帮他们，去年一年，中央先后有300多批省部级干部带队的调研组去了西藏的七个地市，有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西藏去调查研究。我作为在中央部门工作的负责西藏地方重大政策问题研究的干部，经常到西藏自治区和其他所有的藏族自治州。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现在西藏老百姓、藏族老百姓最盼望的是安居乐业、红红火火过日子、一心一意奔小康。他们非常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非常害怕政教合一的制度再回来，他们不愿意再当农奴，不愿意得到的基本人权再次被剥夺。他们也深深地知道，只有祖国强大、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才有他们的幸福生活，才有西藏的发展进步。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心愿。
朱维群：刚才记者问到达赖喇嘛去世以后 “西藏问题”会不会更加难以解决，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我回答记者提问的习惯是“迎头相撞”，对这个问题我会同样给一个比较直接的回答。
我们在这里开新闻发布会，议论这样一位70多岁的老人去世以后会怎么样，首先我感到不太礼貌。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不议论年长者何时辞世的问题。达赖喇嘛可是见过毛主席的人，我们希望他长寿，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解决他自己的前途问题。他应该认识到，现在有一些势力、有一些外国势力，捧着他、抬着他，实际上不是为他好，实际上是坑了他。有些外国势力怂恿他搞分裂活动，从1959年叛乱算起，这也是50多年了，达赖喇嘛除了离回家的路越来越远，得到了什么呢？西藏的现在也好，西藏的未来也好，是由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决定的，不会因为达赖喇嘛“走”和“不走”而改变。这个“走”当然不是“走路”的“走”。有些好心的朋友问我，如果达赖喇嘛有一天“走”了，会不会在境外藏人当中暴力恐怖势力抬头。我们和境外的藏族同胞有着广泛的联系，深知境外藏族同胞绝大多数人想在国外过一个安生日子，希望和国内的亲戚、朋友经常往来，还有的希望为西藏的建设出一点力量，他们根本就不会支持什么暴力恐怖活动。这一点请国外的朋友们放心。当然不能排除极少数的人想采取一点暴力恐怖，但是我曾经说过，看看历史吧，搞暴力恐怖有过什么好果子吃？全部都以失败告终。我要善意地提醒他们，如果有人敢动暴力恐怖的主意，首先他的“和平主义”、“非暴力主义”帽子就戴不长了，他就会被归为“暴力恐怖势力”的范围了。倒是达赖喇嘛身边的这些人，应该考虑考虑您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有一天，这位老人“走”了以后，他们该怎么办？
郭卫民：今天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国新办于2010年2月2日(星期二)上午10时，在国新办新闻发布厅举行发布会，请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等介绍近期中央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情况。以下为发布会实录：
郭卫民：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的发布会。
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先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先生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尼玛次仁先生，向大家介绍近期中央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现在我们就请朱维群副部长介绍。
朱维群：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和大家见面。我发现这次来的记者比2008年11月份那次来的多，我很高兴。现在我向各位介绍这次我们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主要情况。
1月26日至31日，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及其助手一行5人回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接见了他们，我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尼玛次仁同他们进行了一整天谈话。此外，还安排他们到湖南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杜青林副主席在接见时，全面介绍了中央政府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国人民共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华诞的情况，介绍了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情况。指出，这次会议确定了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突出彰显新世纪以来西藏工作的辉煌成就，突出西藏实现全面小康的各项任务，突出保障和改善西藏民生，突出西藏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突出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
杜青林副主席指出，达赖喇嘛如果真正希望接触商谈取得进展，真正希望与中央改善关系，就应该尊重历史、正视现实、顺应时代，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彻底反思，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根本性改正。杜青林副主席着重从四个方面对达赖喇嘛提出要求，即：国家利益不容侵犯，主权和领土问题不可能有任何商谈的空间，不可能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宪法准则不容践踏，所谓的“大藏区”和“高度自治”明显违反中国宪法，只有彻底放弃，接触商谈才有基础，达赖喇嘛本人才有出路；民族尊严不容诋毁，如果达赖喇嘛继续在国际上从事反华宣传和破坏活动，缺乏基本的尊重和诚意，接触商谈不可能有实质性进展；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不容背离，西藏各族人民倍加珍视安定局面，任何形式的渗透破坏活动都不可能得逞，只会给接触商谈设置障碍，只会使达赖喇嘛更加孤立。
我们在与甲日一行谈话时首先指出，从2008年11月接触商谈至今已有1年多时间，这是从2002年恢复接谈以来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自己在2008年11月的“西藏前途特别大会”上公开宣布停止与中央的接触。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并没有把接触商谈的大门关上，而是耐心等待他们的觉悟。此次根据他们的请求安排这次接谈，充分体现了我们的诚意和一贯态度。
上次接谈时甲日一行递交了一份“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故意用晦涩不清的语言，企图以中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个别词语对“大藏区”、“高度自治”那一套进行包装，其实质仍然是“半独立”、“变相独立”，我们对此进行了严正批驳。这次他们又递交了一份“对备忘录的阐释”，声言对“ 备忘录”不作只字修改，不作任何退让，特别是继续坚持“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人民合法代表的地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置疑的”，声称要同我们讨论“西藏问题”、“600万藏人的福利问题”。对此我们严正指出，1959年3月10日，原西藏地方政府统治集团发动武装叛乱，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此，原西藏地方政府因发动武装叛乱，早已被中央政府依法解散，叛逃到印度的人员纠合组成的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完全是违反中国法律的。1964年12月17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指出：“达赖在其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亡国外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达赖集团这个伪政府一日不解散，伪宪法一日不取消，他们就一日处于与中国中央政府、西藏自治区政府相对立的位置，他们就属于违抗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分裂祖国的政治集团。
我们严肃指出，代表西藏人民的只能是中国中央政府及其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政府。甲日一行没有同我们讨论西藏自治区事务的任何合法身份，他们只是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要谈的只能是达赖喇嘛个人最多加上周围一些人的前途问题，也就是达赖喇嘛如何放弃一切分裂祖国的言行，取信于中央，取得全国人民谅解的问题。中央对达赖喇嘛及其集团的态度在五十年前就讲清楚了，对“备忘录”的态度在一年多前也讲清楚了，没有任何含糊之处。甲日一行应该做的是改正错误，而不是重抄“备忘录”的内容，搞什么故弄玄虚的“阐释”。
我们指出，如果达赖喇嘛方面真正希望改善与中央的关系，首先要收敛其种种反对中央的言行，但是仅上次接谈以来，他们继续公然勾结各种分裂主义势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极力破坏国内社会稳定，诬蔑损害国家形象，干扰我国家领导人出访，损害我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达赖喇嘛甚至反复公开宣称“我是印度之子，这是无可质疑的”，他应当就此作出澄清。
我们强调，与达赖喇嘛改善关系是中国内部事务，外人绝无置喙余地。然而达赖喇嘛仍然频繁在国际上到处活动，寻求外国人支持。这种行为，实际上使他在国际上扮演了一个麻烦制造者的角色，只会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反感，给接触商谈制造障碍。
中央对达赖喇嘛的基本要求还是那几句话，即：只要达赖喇嘛真正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就可以与达赖喇嘛就其个人及周围人的前途问题进行商谈。达赖喇嘛今年已经75岁了，我们希望他能够正视现实，转变立场，在有生之年作出正确的选择。
下面，我和我的同事们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欢迎提出你们认为是尖锐的问题。
郭卫民：好，下面我们开始提问，刚才朱部长说了，提问的时候还是报一下所代表的新闻机构。
中央电视台记者：请问朱维群副部长，这次接谈是否和前几次一样仍然处于僵持的状态，您对这次接谈有何评论，对今后接谈的前景您如何看待？
朱维群：这次接谈同以往每一次接谈一样，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尖锐的对立，已经成为接触商谈的一种常态，这是因为我们双方在立场上是根本对立的。但是我想这次接谈还是有成效的。
第一，这次我们安排他们到湖南参观毛主席旧居，参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使他们对我们国家当前的实际情况，对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第二，间隔一年多之后，杜青林副主席再次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国家当前建设的情况，60年大庆的情况和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情况，这有助于他们进一步了解当前中央的方针政策。杜青林同志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同志来接见他们，这个规格是相当高的。
第三，我们同他们进行了一整天的谈话，尽管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但是交锋不完全是消极的，因为这使我们双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分歧在哪里、分歧有多大，这样的交锋有助于达赖喇嘛了解自己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上。我每次在接谈谈话前都提议，双方不管对方的话多么尖锐和多么不中听，都要把对方的话听完，这一条得到了很好的实行，效果不错。
第四，这次接谈和上次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2008年11月份的接谈将结束的时候，甲日先生因为我们全面把他的“备忘录”顶回去了而非常的不高兴，表示今后谈不谈就说不清了。但是这一次他很诚恳地再一次提出，希望下面还要谈。我想这个态度比上一次来说是好的。
关于接谈的前景，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那就是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这个门一直是开着的。但是，想跟我们谈所谓“大藏区”、“高度自治”，即“半独立”、“变相独立”这样的一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如果达赖喇嘛私人代表还是坚持要谈所谓“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的代表”这套东西，而拒绝谈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问题，那么我们的接谈就只能继续保持2002年恢复接谈以来的状况。
我们希望达赖喇嘛方面不要再发生2008年11月他们“流亡藏人特别会议”做出不再和中央接谈那样错得太远的事情。
路透社记者：我想问的是，如果今年晚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的话后果是什么？他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到中美的关系？
朱维群：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借达赖喇嘛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这个态度是一贯的、鲜明的、不可动摇的。据说，美国领导人近期可能有会见达赖喇嘛的安排，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如既往地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我认为，如果美国领导人做出这样的举动，一是叫做无理，二是叫做无利。达赖喇嘛根本就不是如同有些人说得那样，仅仅是一个什么宗教人士，我刚才讲了，他是一个分裂祖国的政治集团的头头，他领导着一个伪政府，这个伪政府还有一个伪宪法，这个伪宪法规定达赖喇嘛是这个伪政府的最高政教首领，我希望不知道达赖集团这个伪宪法的人去查一查。
每当有外国政要以达赖喇嘛是宗教人士为由会见他的时候，我都感到不可理喻。无视事实，无视达赖喇嘛的伪政府、伪宪法的那套东西，硬说他不是政治人物，这道理说得过去吗？此类说法完全是自欺欺人，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美国领导人既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又和那个伪政府的头头达赖喇嘛发生这种关系，完全违背国际通行准则，是对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严重破坏，这就叫做无理。
那什么叫无利呢？中美关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发展这种关系对我们两国都有利，在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这样一个严峻的任务面前，发展巩固两国关系对我们两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领导人如果选择在这个时候会见达赖，破坏两国的信任和合作，对美国渡过目前的经济危机有什么好处吗？是为无利。我们中国人很看不起一种行为，叫做损人利己，而我刚才讲到的这个行为又等而下之，叫做损人不利己。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把美国的政治资源、财富资源，乃至引导一部分人群的同情心，投注给达赖这样一个代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人物身上，而又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的好处，委实不划算。中国人不会对损害自己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行为视而不见。邓小平同志说过：谁也不要指望中国人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我们非常的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情，但是，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我们当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使有关的国家认识到这一点。
香港文汇报记者：我的问题是提给斯塔副部长的，近年中央与达赖做出多次的接触，达赖也作出了多次的承诺，您认为他们是否信守了承诺？
斯塔：2008年11月杜青林副主席在接见达赖私人代表的时候，明确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的，是西藏最大的政治现实，否定“三个坚持”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达赖喇嘛方面曾经表示尊重中央政府提出来的“三个坚持”，但是在行动上并没有兑现他们这个承诺。
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去年5月5日达赖喇嘛在纽约宣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已经60年了，该是退休的时候了。8月2日，达赖喇嘛在接受一家境外媒体采访的时候再一次宣称：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已经60年了，而60年是到了退休的年龄。那么，请问这是尊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吗？
又比如，去年3月，西藏各族人民欢庆百万农奴翻身解放50周年，在这个时候，达赖喇嘛方面组织一些人在我30多个驻外使馆门前滋扰。去年10月 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是中华民族非常盛大的节日，而达赖喇嘛方面在这前后又纠集一些“藏独”分子在我驻外使领馆示威、骚扰、滋事。去年一年，达赖集团先后纠集一万多人次在我40多个驻外使领馆不断进行骚扰滋事活动。
去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以后，达赖喇嘛7月9日发表声明说“对近日以来东突厥斯坦局势深感痛心”。大家都知道“东突厥斯坦”这个名称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是分裂主义分子炮制出来的。达赖喇嘛故意使用这样的称谓，其用心昭然若揭。
去年9月11日，达赖喇嘛还和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热比亚在捷克同台参加所谓的国际研讨会，并且单独和热比亚会晤，事后达赖喇嘛还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对热比亚的支持。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到，达赖喇嘛方面口头表示尊重“三个坚持”，但是在行动上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分裂社会主义中国、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
我们注意到，达赖集团在进行分裂祖国活动的时候，经常盗用“西藏人民代表”的名义，打着“西藏真正自治”的招牌。在这次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过程当中，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尼玛次仁先生和我都已经非常明确地给他们指出，他们代表的不是西藏人民的利益，他们代表的只是被西藏人民推翻了的旧西藏封建农奴主残余势力的利益；他们要的也不是什么西藏人民的真正自治，而是要恢复他们对西藏人民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要剥夺西藏人民来之不易的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今天来了很多境外媒体的朋友，我们殷切期望各位把尼玛次仁主任和我刚才讲的最后这番话，介绍给更多的人。
朱维群：斯塔副部长讲得非常好，我补充几句话。达赖喇嘛远的不说，就从2008年11月接触商谈这一年多里，他对于几个话题非常的心爱，喋喋不休的讲。一个叫做“共产党应该退休”。一个叫做“2008年拉萨发生的“3·14”事件是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策划、而嫁祸给他们流亡政府”。一个是我们说的藏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他说“这是印度的领土”。还有一个叫做他是“印度的儿子”。如果要列举的话，我这里厚厚的一大本。这些话和他说尊重中国共产党、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一致吗？这样的言论和行动怎么改善和中央的关系？所以对于达赖喇嘛来说，当务之急是要言行一致，不要再弄说一套、做一套的习气。
斯塔副部长和我列举的以上达赖喇嘛言行，全部都是从达赖集团自己办的媒体和西方一些同情他的西方媒体刊载材料当中摘出来的，没有一个是出自我们的媒体。
美国之音记者：有两个问题，刚才在您的回答当中，您说在上一轮的接谈当中，你们方面是全盘驳斥了或者拒绝了甲日·洛迪所提交的“备忘录”。我想请问，在什么样的问题上，中国中央政府愿意做出一些让步，不然的话，达赖喇嘛方面怎么会愿意继续和你们进行下一步的接谈？第二，在您的介绍当中，对达赖喇嘛除了批评还是批评，那么我想请问，既然你们对达赖喇嘛只有批评之词，为什么还愿意和他们继续接谈下去呢？
朱维群：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他自己并不隐蔽，除了那些漂亮话之外，所谓“大藏区”、“高度自治”是公开的，这些都涉及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涉及我们国家的尊严，是不可以谈的，我们是不可能作出任何让步的。但是，为什么还要谈？为了给达赖喇嘛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尽管达赖喇嘛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到我们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70年代末，他仅仅讲不想搞“西藏独立”了，我们中央就开始了和他的接触商谈，请他身边的不少人到内地和西藏参观。尽管达赖集团一手策划了80年代末拉萨骚乱，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但是当他后来表示愿意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解决问题，我们又同他恢复了接触商谈。
难道这个诚意、这个灵活性还不大吗？难道对达赖喇嘛照顾还不够吗？非要把我们的国土让一块给他，非要他回来恢复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搞什么“大藏区”、“高度自治”，才算我们做出让步吗？对于他们提出的先是“备忘录”，后是“阐释”，我们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开导。2008年11月那次接谈当中，我对甲日先生说，我们不会和你们讨论什么“西藏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对你们这个“备忘录”进行检验，目的是看你们是不是放弃了“西藏独立”，回到了爱国的立场上来。为此，我们对这个“备忘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而且专门从七个方面指出这个“备忘录”是一个反对中国中央政府、反对宪法的东西。这种批评本身就表达了我们的诚意和耐心，而本来我们是可以对这个“备忘录”完全置之不理的。但是这一次接谈，甲日先生又把这个“备忘录”原封不动地搬到我们面前，那么我们除了批评，还是批评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如果达赖喇嘛不想挨中央的批评，那很简单，放弃他的一切“西藏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的幻想，满足中央给他提出的这些要求，那个时候，当然我们就要表扬了。
中新社记者：在昨天发布的有关杜青林副主席接见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的新闻稿中谈到，我们介绍了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西藏的发展和战略目标。我想请尼玛次仁副主任谈谈对于西藏地区发展的评估和未来前景的看法。
尼玛次仁：经过民族改革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西藏已经实现了基本的小康，西藏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去年我们西藏自治区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2.1%，农牧民平均纯收入增长了13%。农牧区的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已经有23万户、123万农牧民住上了新房，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幅度的改善，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全面的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全面的发展。目前，我们西藏的社会局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良好，上学的上学，做工的做工，朝佛的朝佛，一切生活正常。老百姓盼发展、思稳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已经成为我们全区人民的共识。我们非常高兴的是，去年到西藏的国内外的游客越来越多，去年我们接待游客已经达到556万人次，旅游收入已经达到52.4亿元，创下我们历史最高水平。
20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召开了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我本人就参加了三次。中央对西藏的政策的扶持和资金的投入力度，一次比一次大，比如2001年到2008年期间，中央财政向西藏转移支付已经达到1541亿，占同期西藏总财力的93.7%，也就是说，西藏每花100元钱，有 90多元钱来自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连续十几年举全国之力支援一个民族地区的发展，我作为一个民族干部很受感动。本人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刚刚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我们西藏人民的殷切关怀。会议成果丰硕，意义重大，为推进西藏快速发展和长治久安作了战略的部署，是确保西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的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
问我今后西藏的前景如何，我坚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特殊关怀，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有西藏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和全区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到2020年西藏人民一定能够同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西藏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南华早报：如果达赖方面坚持对“备忘录”不做任何修改的话，还会有下一次的会谈吗？下一次的会谈大概在什么时候呢？这次的会谈是北京方面提出来的吗？
朱维群：我们说过了，我们的这个门是不会关上的，除非发生他公然宣布“西藏独立”这类的事情。2008年 11月“流亡藏人特别会议”，有一个“决议”，其中宣称如果接谈没有什么结果，不排除有一天他们会重新搞“西藏独立”。所谓的“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声称，他们搞“中间道路”不是说他们没有权利搞“西藏独立”。很清楚，达赖集团的有些人不是不想搞“西藏独立”，做梦都想搞“西藏独立”，但是他们知道现在力量对比不允许，形势不允许。而一旦他们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的时候，诸位等着看，他们会说什么，干什么。目前情况下，我们接触商谈的门还是开着的，是不是有一天达赖喇嘛自己再度把这个门关上，那我就不知道了。会不会有下一次接谈，这关键要看达赖喇嘛的态度。
刚才记者问到这一次接谈是谁先提出来的。是达赖喇嘛提出的。在他们做出停止接触商谈这个决议之后，还指望我们去找他们要求接触商谈吗？
奥地利《侧面》杂志记者：我有两个问题。三位先生一直强调，西藏自治区政府是唯一可以代表西藏人民立场的政府，请问西藏自治区政府有没有调查过西藏人民，特别是藏族人民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对藏族人民关于“西藏问题”的看法，关于“西藏问题”怎么理解？第二，朱副部长刚才提到达赖喇嘛已经75岁了，他的一些接班人很可能在“西藏问题”上采取更强烈的方式。那么三位先生怎么了解达赖喇嘛接班人对“西藏问题”的看法？会不会担心达赖喇嘛去世之后“西藏问题”会更难解决？
尼玛次仁：我对第一个问题做一个回答，然后请斯塔部长做补充。
你刚才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是唯一能够代表西藏人民的唯一政府，我说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我前面有一句话，我们西藏老百姓认为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这在全区人民当中已经有了共识。越来越多的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藏民，认为达赖喇嘛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人士，他是一个打着宗教的幌子，长期搞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集团的头子。我们有关方面曾经作过民意测验，我们在有关方面媒体也公布过这个数字。我们在接谈过程当中，面对面的时候，亮明了我们的观点和立场。
斯塔：我再补充一下。刚才问到，你们了解西藏人民的想法吗？前不久刚刚召开了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了筹备好这个会议，真正了解西藏老百姓，特别是农牧民群众在盼什么、想什么、中央怎么帮他们，去年一年，中央先后有300多批省部级干部带队的调研组去了西藏的七个地市，有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西藏去调查研究。我作为在中央部门工作的负责西藏地方重大政策问题研究的干部，经常到西藏自治区和其他所有的藏族自治州。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现在西藏老百姓、藏族老百姓最盼望的是安居乐业、红红火火过日子、一心一意奔小康。他们非常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非常害怕政教合一的制度再回来，他们不愿意再当农奴，不愿意得到的基本人权再次被剥夺。他们也深深地知道，只有祖国强大、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才有他们的幸福生活，才有西藏的发展进步。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心愿。
朱维群：刚才记者问到达赖喇嘛去世以后 “西藏问题”会不会更加难以解决，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我回答记者提问的习惯是“迎头相撞”，对这个问题我会同样给一个比较直接的回答。
我们在这里开新闻发布会，议论这样一位70多岁的老人去世以后会怎么样，首先我感到不太礼貌。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不议论年长者何时辞世的问题。达赖喇嘛可是见过毛主席的人，我们希望他长寿，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解决他自己的前途问题。他应该认识到，现在有一些势力、有一些外国势力，捧着他、抬着他，实际上不是为他好，实际上是坑了他。有些外国势力怂恿他搞分裂活动，从1959年叛乱算起，这也是50多年了，达赖喇嘛除了离回家的路越来越远，得到了什么呢？西藏的现在也好，西藏的未来也好，是由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决定的，不会因为达赖喇嘛“走”和“不走”而改变。这个“走”当然不是“走路”的“走”。有些好心的朋友问我，如果达赖喇嘛有一天“走”了，会不会在境外藏人当中暴力恐怖势力抬头。我们和境外的藏族同胞有着广泛的联系，深知境外藏族同胞绝大多数人想在国外过一个安生日子，希望和国内的亲戚、朋友经常往来，还有的希望为西藏的建设出一点力量，他们根本就不会支持什么暴力恐怖活动。这一点请国外的朋友们放心。当然不能排除极少数的人想采取一点暴力恐怖，但是我曾经说过，看看历史吧，搞暴力恐怖有过什么好果子吃？全部都以失败告终。我要善意地提醒他们，如果有人敢动暴力恐怖的主意，首先他的“和平主义”、“非暴力主义”帽子就戴不长了，他就会被归为“暴力恐怖势力”的范围了。倒是达赖喇嘛身边的这些人，应该考虑考虑您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有一天，这位老人“走”了以后，他们该怎么办？
郭卫民：今天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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