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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学者发现731战犯免责新证

2010-02-06T10:36:00.001-08:00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2/100206_731doc.shtml
日本一名教授发现的文件证实，二战后美军以提供人体试验等数据为条件，免除了对731部队战犯的追究。

共同社报道，早稻田大学教授山本武利在国立国会图书馆发现了日期为1946年2月15日的文件。

文件由美国陆军第二参谋部发送给联合国军总司令部，上下方均盖有“机密”章，右上方有要求销毁的手写文字。

文件指示“检察以下人物的信件”，列出了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和“九·一八事变”时担任关东军参谋的石原莞尔等12人的姓名和住址等。

此外，还列出了9个曾在731部队研究设施中“具有医学背景”者的姓名，但地址不详。

山本认为，“检查信件可能是免除追究731部队所必须的工作，用以确认部队有关人员是否在计划报复美方等”。

收买情报

日本媒体在2005年曾经报道，日本一名学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的绝密文件显示，二战结束两年后，驻日美军曾支付现金给前731部队成员，作为他们提供情报的报酬。

新华社当时指出，该文件的披露，是首次证实了美国二战后为了获得731部队的数据，积极提供资金收买。

日本“731细菌战部队真相究明会”今年1月要求日本防卫省公开731部队的相关资料。

“究明会”的代表、庆应大学名誉教授松村高夫表示：“为究明真相、与亚洲人民达成真正的和解，有必要公开资料。”

另一方面，《哈尔滨日报》报道，该市社科院等机构将在今年北京召开的“两会”上，建议加快推进哈尔滨市“731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U.S. forces ordered all mail items sent to ex-Unit 731 members to be censored

U.S. forces instructed the General Headquarters of the Allied Forces to censor mail items sent to 21 people linked to Japan's notorious Unit 731 that conducted research on germ warfare during World War II, it has emerged.

Taketoshi Yamamoto, professor of media history at Waseda University, has found a relevant document from among U.S. official documents preserved at the National Diet Library.

"The censorship occurred before the Tokyo Tribunal of War Criminals. It may have been necessary for granting Unit 731 members immunity from prosecution," said Yamamoto.

After Japan's defeat in the war, U.S. forces granted Unit 731 members immunity from prosecution as war criminals in return for providing data on the unit's human testing and other experiments. However, it had not been known that U.S. forces were monitoring the moves of former Unit 731 members and others linked to the unit by censoring mail items sent to them.

The document, dated Feb. 15, 1946, was sent from the U.S. Army to the Civil Censorship Department (CCD) of the Allied Forces' General Headquarters. It was treated as a secret document.

It instructed the CCD to censor mail items sent to 12 people including Shiro Ishii, head of Unit 731; Ryoichi Naito, an aide to Ishii and the founder of pharmaceutical firm Green Cross; and Kanji Ishihara, former lieutenant general with the defunct Imperial Japanese Army who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e document states that the CCD should closely examine any reference to Ishii and germ warfare and meetings between those involved.

The document also lists nine other people with a medical background, who had allegedly worked at the unit's research facility. U.S. forces required the CCD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ir moves.

The lists of 21 people include figures that have not been known as those linked to Unit 731.

U.S. forces began to question those linked to the unit in September 1945, shortly after they occupied Japan. They attempted to draw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unit's activities by hinting at granting them immunity from prosecution as war criminals.

In 1947, U.S. forces decided not to prosecute members of Unit 731 in return for providing data on their experiments.

统战部:达赖扮演麻烦制造者角色给商谈制造障碍

2010-02-03T20:42:00.000-08:00

I have to say, Zhu Weiqun is a very wise man.
　　国新办于2010年2月2日(星期二)上午10时，在国新办新闻发布厅举行发布会，请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等介绍近期中央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情况。以下为发布会实录：

　　郭卫民：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的发布会。

　　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先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先生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尼玛次仁先生，向大家介绍近期中央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现在我们就请朱维群副部长介绍。

　　朱维群：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和大家见面。我发现这次来的记者比2008年11月份那次来的多，我很高兴。现在我向各位介绍这次我们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主要情况。

　　1月26日至31日，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及其助手一行5人回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接见了他们，我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尼玛次仁同他们进行了一整天谈话。此外，还安排他们到湖南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杜青林副主席在接见时，全面介绍了中央政府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国人民共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华诞的情况，介绍了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情况。指出，这次会议确定了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突出彰显新世纪以来西藏工作的辉煌成就，突出西藏实现全面小康的各项任务，突出保障和改善西藏民生，突出西藏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突出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

　　杜青林副主席指出，达赖喇嘛如果真正希望接触商谈取得进展，真正希望与中央改善关系，就应该尊重历史、正视现实、顺应时代，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彻底反思，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根本性改正。杜青林副主席着重从四个方面对达赖喇嘛提出要求，即：国家利益不容侵犯，主权和领土问题不可能有任何商谈的空间，不可能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宪法准则不容践踏，所谓的“大藏区”和“高度自治”明显违反中国宪法，只有彻底放弃，接触商谈才有基础，达赖喇嘛本人才有出路；民族尊严不容诋毁，如果达赖喇嘛继续在国际上从事反华宣传和破坏活动，缺乏基本的尊重和诚意，接触商谈不可能有实质性进展；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不容背离，西藏各族人民倍加珍视安定局面，任何形式的渗透破坏活动都不可能得逞，只会给接触商谈设置障碍，只会使达赖喇嘛更加孤立。

　　我们在与甲日一行谈话时首先指出，从2008年11月接触商谈至今已有1年多时间，这是从2002年恢复接谈以来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自己在2008年11月的“西藏前途特别大会”上公开宣布停止与中央的接触。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并没有把接触商谈的大门关上，而是耐心等待他们的觉悟。此次根据他们的请求安排这次接谈，充分体现了我们的诚意和一贯态度。

　　上次接谈时甲日一行递交了一份“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故意用晦涩不清的语言，企图以中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个别词语对“大藏区”、“高度自治”那一套进行包装，其实质仍然是“半独立”、“变相独立”，我们对此进行了严正批驳。这次他们又递交了一份“对备忘录的阐释”，声言对“ 备忘录”不作只字修改，不作任何退让，特别是继续坚持“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人民合法代表的地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置疑的”，声称要同我们讨论“西藏问题”、“600万藏人的福利问题”。对此我们严正指出，1959年3月10日，原西藏地方政府统治集团发动武装叛乱，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此，原西藏地方政府因发动武装叛乱，早已被中央政府依法解散，叛逃到印度的人员纠合组成的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完全是违反中国法律的。1964年12月17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指出：“达赖在其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亡国外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达赖集团这个伪政府一日不解散，伪宪法一日不取消，他们就一日处于与中国中央政府、西藏自治区政府相对立的位置，他们就属于违抗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分裂祖国的政治集团。

　　我们严肃指出，代表西藏人民的只能是中国中央政府及其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政府。甲日一行没有同我们讨论西藏自治区事务的任何合法身份，他们只是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要谈的只能是达赖喇嘛个人最多加上周围一些人的前途问题，也就是达赖喇嘛如何放弃一切分裂祖国的言行，取信于中央，取得全国人民谅解的问题。中央对达赖喇嘛及其集团的态度在五十年前就讲清楚了，对“备忘录”的态度在一年多前也讲清楚了，没有任何含糊之处。甲日一行应该做的是改正错误，而不是重抄“备忘录”的内容，搞什么故弄玄虚的“阐释”。

　　我们指出，如果达赖喇嘛方面真正希望改善与中央的关系，首先要收敛其种种反对中央的言行，但是仅上次接谈以来，他们继续公然勾结各种分裂主义势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极力破坏国内社会稳定，诬蔑损害国家形象，干扰我国家领导人出访，损害我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达赖喇嘛甚至反复公开宣称“我是印度之子，这是无可质疑的”，他应当就此作出澄清。

　　我们强调，与达赖喇嘛改善关系是中国内部事务，外人绝无置喙余地。然而达赖喇嘛仍然频繁在国际上到处活动，寻求外国人支持。这种行为，实际上使他在国际上扮演了一个麻烦制造者的角色，只会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反感，给接触商谈制造障碍。

　　中央对达赖喇嘛的基本要求还是那几句话，即：只要达赖喇嘛真正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就可以与达赖喇嘛就其个人及周围人的前途问题进行商谈。达赖喇嘛今年已经75岁了，我们希望他能够正视现实，转变立场，在有生之年作出正确的选择。

　　下面，我和我的同事们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欢迎提出你们认为是尖锐的问题。

　　郭卫民：好，下面我们开始提问，刚才朱部长说了，提问的时候还是报一下所代表的新闻机构。

　　中央电视台记者：请问朱维群副部长，这次接谈是否和前几次一样仍然处于僵持的状态，您对这次接谈有何评论，对今后接谈的前景您如何看待？

　　朱维群：这次接谈同以往每一次接谈一样，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尖锐的对立，已经成为接触商谈的一种常态，这是因为我们双方在立场上是根本对立的。但是我想这次接谈还是有成效的。

　　第一，这次我们安排他们到湖南参观毛主席旧居，参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使他们对我们国家当前的实际情况，对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第二，间隔一年多之后，杜青林副主席再次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国家当前建设的情况，60年大庆的情况和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情况，这有助于他们进一步了解当前中央的方针政策。杜青林同志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同志来接见他们，这个规格是相当高的。

　　第三，我们同他们进行了一整天的谈话，尽管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但是交锋不完全是消极的，因为这使我们双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分歧在哪里、分歧有多大，这样的交锋有助于达赖喇嘛了解自己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上。我每次在接谈谈话前都提议，双方不管对方的话多么尖锐和多么不中听，都要把对方的话听完，这一条得到了很好的实行，效果不错。

　　第四，这次接谈和上次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2008年11月份的接谈将结束的时候，甲日先生因为我们全面把他的“备忘录”顶回去了而非常的不高兴，表示今后谈不谈就说不清了。但是这一次他很诚恳地再一次提出，希望下面还要谈。我想这个态度比上一次来说是好的。

　　关于接谈的前景，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那就是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这个门一直是开着的。但是，想跟我们谈所谓“大藏区”、“高度自治”，即“半独立”、“变相独立”这样的一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如果达赖喇嘛私人代表还是坚持要谈所谓“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的代表”这套东西，而拒绝谈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问题，那么我们的接谈就只能继续保持2002年恢复接谈以来的状况。

　　我们希望达赖喇嘛方面不要再发生2008年11月他们“流亡藏人特别会议”做出不再和中央接谈那样错得太远的事情。

　　路透社记者：我想问的是，如果今年晚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的话后果是什么？他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到中美的关系？

　　朱维群：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借达赖喇嘛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这个态度是一贯的、鲜明的、不可动摇的。据说，美国领导人近期可能有会见达赖喇嘛的安排，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如既往地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我认为，如果美国领导人做出这样的举动，一是叫做无理，二是叫做无利。达赖喇嘛根本就不是如同有些人说得那样，仅仅是一个什么宗教人士，我刚才讲了，他是一个分裂祖国的政治集团的头头，他领导着一个伪政府，这个伪政府还有一个伪宪法，这个伪宪法规定达赖喇嘛是这个伪政府的最高政教首领，我希望不知道达赖集团这个伪宪法的人去查一查。

　　每当有外国政要以达赖喇嘛是宗教人士为由会见他的时候，我都感到不可理喻。无视事实，无视达赖喇嘛的伪政府、伪宪法的那套东西，硬说他不是政治人物，这道理说得过去吗？此类说法完全是自欺欺人，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美国领导人既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又和那个伪政府的头头达赖喇嘛发生这种关系，完全违背国际通行准则，是对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严重破坏，这就叫做无理。

　　那什么叫无利呢？中美关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发展这种关系对我们两国都有利，在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这样一个严峻的任务面前，发展巩固两国关系对我们两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领导人如果选择在这个时候会见达赖，破坏两国的信任和合作，对美国渡过目前的经济危机有什么好处吗？是为无利。我们中国人很看不起一种行为，叫做损人利己，而我刚才讲到的这个行为又等而下之，叫做损人不利己。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把美国的政治资源、财富资源，乃至引导一部分人群的同情心，投注给达赖这样一个代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人物身上，而又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的好处，委实不划算。中国人不会对损害自己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行为视而不见。邓小平同志说过：谁也不要指望中国人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我们非常的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情，但是，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我们当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使有关的国家认识到这一点。

　　香港文汇报记者：我的问题是提给斯塔副部长的，近年中央与达赖做出多次的接触，达赖也作出了多次的承诺，您认为他们是否信守了承诺？

　　斯塔：2008年11月杜青林副主席在接见达赖私人代表的时候，明确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的，是西藏最大的政治现实，否定“三个坚持”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达赖喇嘛方面曾经表示尊重中央政府提出来的“三个坚持”，但是在行动上并没有兑现他们这个承诺。

　　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去年5月5日达赖喇嘛在纽约宣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已经60年了，该是退休的时候了。8月2日，达赖喇嘛在接受一家境外媒体采访的时候再一次宣称：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已经60年了，而60年是到了退休的年龄。那么，请问这是尊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吗？

　　又比如，去年3月，西藏各族人民欢庆百万农奴翻身解放50周年，在这个时候，达赖喇嘛方面组织一些人在我30多个驻外使馆门前滋扰。去年10月 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是中华民族非常盛大的节日，而达赖喇嘛方面在这前后又纠集一些“藏独”分子在我驻外使领馆示威、骚扰、滋事。去年一年，达赖集团先后纠集一万多人次在我40多个驻外使领馆不断进行骚扰滋事活动。

　　去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以后，达赖喇嘛7月9日发表声明说“对近日以来东突厥斯坦局势深感痛心”。大家都知道“东突厥斯坦”这个名称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是分裂主义分子炮制出来的。达赖喇嘛故意使用这样的称谓，其用心昭然若揭。

　　去年9月11日，达赖喇嘛还和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热比亚在捷克同台参加所谓的国际研讨会，并且单独和热比亚会晤，事后达赖喇嘛还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对热比亚的支持。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到，达赖喇嘛方面口头表示尊重“三个坚持”，但是在行动上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分裂社会主义中国、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

　　我们注意到，达赖集团在进行分裂祖国活动的时候，经常盗用“西藏人民代表”的名义，打着“西藏真正自治”的招牌。在这次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过程当中，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尼玛次仁先生和我都已经非常明确地给他们指出，他们代表的不是西藏人民的利益，他们代表的只是被西藏人民推翻了的旧西藏封建农奴主残余势力的利益；他们要的也不是什么西藏人民的真正自治，而是要恢复他们对西藏人民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要剥夺西藏人民来之不易的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今天来了很多境外媒体的朋友，我们殷切期望各位把尼玛次仁主任和我刚才讲的最后这番话，介绍给更多的人。

　　朱维群：斯塔副部长讲得非常好，我补充几句话。达赖喇嘛远的不说，就从2008年11月接触商谈这一年多里，他对于几个话题非常的心爱，喋喋不休的讲。一个叫做“共产党应该退休”。一个叫做“2008年拉萨发生的“3·14”事件是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策划、而嫁祸给他们流亡政府”。一个是我们说的藏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他说“这是印度的领土”。还有一个叫做他是“印度的儿子”。如果要列举的话，我这里厚厚的一大本。这些话和他说尊重中国共产党、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一致吗？这样的言论和行动怎么改善和中央的关系？所以对于达赖喇嘛来说，当务之急是要言行一致，不要再弄说一套、做一套的习气。

　　斯塔副部长和我列举的以上达赖喇嘛言行，全部都是从达赖集团自己办的媒体和西方一些同情他的西方媒体刊载材料当中摘出来的，没有一个是出自我们的媒体。

　　美国之音记者：有两个问题，刚才在您的回答当中，您说在上一轮的接谈当中，你们方面是全盘驳斥了或者拒绝了甲日·洛迪所提交的“备忘录”。我想请问，在什么样的问题上，中国中央政府愿意做出一些让步，不然的话，达赖喇嘛方面怎么会愿意继续和你们进行下一步的接谈？第二，在您的介绍当中，对达赖喇嘛除了批评还是批评，那么我想请问，既然你们对达赖喇嘛只有批评之词，为什么还愿意和他们继续接谈下去呢？

　　朱维群：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他自己并不隐蔽，除了那些漂亮话之外，所谓“大藏区”、“高度自治”是公开的，这些都涉及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涉及我们国家的尊严，是不可以谈的，我们是不可能作出任何让步的。但是，为什么还要谈？为了给达赖喇嘛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尽管达赖喇嘛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到我们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70年代末，他仅仅讲不想搞“西藏独立”了，我们中央就开始了和他的接触商谈，请他身边的不少人到内地和西藏参观。尽管达赖集团一手策划了80年代末拉萨骚乱，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但是当他后来表示愿意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解决问题，我们又同他恢复了接触商谈。

　　难道这个诚意、这个灵活性还不大吗？难道对达赖喇嘛照顾还不够吗？非要把我们的国土让一块给他，非要他回来恢复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搞什么“大藏区”、“高度自治”，才算我们做出让步吗？对于他们提出的先是“备忘录”，后是“阐释”，我们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开导。2008年11月那次接谈当中，我对甲日先生说，我们不会和你们讨论什么“西藏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对你们这个“备忘录”进行检验，目的是看你们是不是放弃了“西藏独立”，回到了爱国的立场上来。为此，我们对这个“备忘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而且专门从七个方面指出这个“备忘录”是一个反对中国中央政府、反对宪法的东西。这种批评本身就表达了我们的诚意和耐心，而本来我们是可以对这个“备忘录”完全置之不理的。但是这一次接谈，甲日先生又把这个“备忘录”原封不动地搬到我们面前，那么我们除了批评，还是批评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如果达赖喇嘛不想挨中央的批评，那很简单，放弃他的一切“西藏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的幻想，满足中央给他提出的这些要求，那个时候，当然我们就要表扬了。

　　中新社记者：在昨天发布的有关杜青林副主席接见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的新闻稿中谈到，我们介绍了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西藏的发展和战略目标。我想请尼玛次仁副主任谈谈对于西藏地区发展的评估和未来前景的看法。

　　尼玛次仁：经过民族改革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西藏已经实现了基本的小康，西藏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去年我们西藏自治区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2.1%，农牧民平均纯收入增长了13%。农牧区的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已经有23万户、123万农牧民住上了新房，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幅度的改善，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全面的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全面的发展。目前，我们西藏的社会局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良好，上学的上学，做工的做工，朝佛的朝佛，一切生活正常。老百姓盼发展、思稳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已经成为我们全区人民的共识。我们非常高兴的是，去年到西藏的国内外的游客越来越多，去年我们接待游客已经达到556万人次，旅游收入已经达到52.4亿元，创下我们历史最高水平。

　　20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召开了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我本人就参加了三次。中央对西藏的政策的扶持和资金的投入力度，一次比一次大，比如2001年到2008年期间，中央财政向西藏转移支付已经达到1541亿，占同期西藏总财力的93.7%，也就是说，西藏每花100元钱，有 90多元钱来自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连续十几年举全国之力支援一个民族地区的发展，我作为一个民族干部很受感动。本人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刚刚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我们西藏人民的殷切关怀。会议成果丰硕，意义重大，为推进西藏快速发展和长治久安作了战略的部署，是确保西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的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

　　问我今后西藏的前景如何，我坚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特殊关怀，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有西藏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和全区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到2020年西藏人民一定能够同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西藏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南华早报：如果达赖方面坚持对“备忘录”不做任何修改的话，还会有下一次的会谈吗？下一次的会谈大概在什么时候呢？这次的会谈是北京方面提出来的吗？

　　朱维群：我们说过了，我们的这个门是不会关上的，除非发生他公然宣布“西藏独立”这类的事情。2008年 11月“流亡藏人特别会议”，有一个“决议”，其中宣称如果接谈没有什么结果，不排除有一天他们会重新搞“西藏独立”。所谓的“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声称，他们搞“中间道路”不是说他们没有权利搞“西藏独立”。很清楚，达赖集团的有些人不是不想搞“西藏独立”，做梦都想搞“西藏独立”，但是他们知道现在力量对比不允许，形势不允许。而一旦他们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的时候，诸位等着看，他们会说什么，干什么。目前情况下，我们接触商谈的门还是开着的，是不是有一天达赖喇嘛自己再度把这个门关上，那我就不知道了。会不会有下一次接谈，这关键要看达赖喇嘛的态度。

　　刚才记者问到这一次接谈是谁先提出来的。是达赖喇嘛提出的。在他们做出停止接触商谈这个决议之后，还指望我们去找他们要求接触商谈吗？

　　奥地利《侧面》杂志记者：我有两个问题。三位先生一直强调，西藏自治区政府是唯一可以代表西藏人民立场的政府，请问西藏自治区政府有没有调查过西藏人民，特别是藏族人民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对藏族人民关于“西藏问题”的看法，关于“西藏问题”怎么理解？第二，朱副部长刚才提到达赖喇嘛已经75岁了，他的一些接班人很可能在“西藏问题”上采取更强烈的方式。那么三位先生怎么了解达赖喇嘛接班人对“西藏问题”的看法？会不会担心达赖喇嘛去世之后“西藏问题”会更难解决？

　　尼玛次仁：我对第一个问题做一个回答，然后请斯塔部长做补充。

　　你刚才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是唯一能够代表西藏人民的唯一政府，我说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我前面有一句话，我们西藏老百姓认为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这在全区人民当中已经有了共识。越来越多的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藏民，认为达赖喇嘛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人士，他是一个打着宗教的幌子，长期搞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集团的头子。我们有关方面曾经作过民意测验，我们在有关方面媒体也公布过这个数字。我们在接谈过程当中，面对面的时候，亮明了我们的观点和立场。

　　斯塔：我再补充一下。刚才问到，你们了解西藏人民的想法吗？前不久刚刚召开了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了筹备好这个会议，真正了解西藏老百姓，特别是农牧民群众在盼什么、想什么、中央怎么帮他们，去年一年，中央先后有300多批省部级干部带队的调研组去了西藏的七个地市，有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西藏去调查研究。我作为在中央部门工作的负责西藏地方重大政策问题研究的干部，经常到西藏自治区和其他所有的藏族自治州。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现在西藏老百姓、藏族老百姓最盼望的是安居乐业、红红火火过日子、一心一意奔小康。他们非常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非常害怕政教合一的制度再回来，他们不愿意再当农奴，不愿意得到的基本人权再次被剥夺。他们也深深地知道，只有祖国强大、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才有他们的幸福生活，才有西藏的发展进步。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心愿。

　　朱维群：刚才记者问到达赖喇嘛去世以后 “西藏问题”会不会更加难以解决，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我回答记者提问的习惯是“迎头相撞”，对这个问题我会同样给一个比较直接的回答。

　　我们在这里开新闻发布会，议论这样一位70多岁的老人去世以后会怎么样，首先我感到不太礼貌。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不议论年长者何时辞世的问题。达赖喇嘛可是见过毛主席的人，我们希望他长寿，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解决他自己的前途问题。他应该认识到，现在有一些势力、有一些外国势力，捧着他、抬着他，实际上不是为他好，实际上是坑了他。有些外国势力怂恿他搞分裂活动，从1959年叛乱算起，这也是50多年了，达赖喇嘛除了离回家的路越来越远，得到了什么呢？西藏的现在也好，西藏的未来也好，是由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决定的，不会因为达赖喇嘛“走”和“不走”而改变。这个“走”当然不是“走路”的“走”。有些好心的朋友问我，如果达赖喇嘛有一天“走”了，会不会在境外藏人当中暴力恐怖势力抬头。我们和境外的藏族同胞有着广泛的联系，深知境外藏族同胞绝大多数人想在国外过一个安生日子，希望和国内的亲戚、朋友经常往来，还有的希望为西藏的建设出一点力量，他们根本就不会支持什么暴力恐怖活动。这一点请国外的朋友们放心。当然不能排除极少数的人想采取一点暴力恐怖，但是我曾经说过，看看历史吧，搞暴力恐怖有过什么好果子吃？全部都以失败告终。我要善意地提醒他们，如果有人敢动暴力恐怖的主意，首先他的“和平主义”、“非暴力主义”帽子就戴不长了，他就会被归为“暴力恐怖势力”的范围了。倒是达赖喇嘛身边的这些人，应该考虑考虑您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有一天，这位老人“走”了以后，他们该怎么办？

　　郭卫民：今天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我国人口加速老龄化专家建议调整计生政策

2009-11-28T16:42:00.000-08:00

我国人口加速老龄化专家建议调整计生政策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1月26日07:41 经济参考报
我国人口加速老龄化专家建议调整计生政策
　　河南省是第一人口大省，据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测算，河南的第1亿个小公民将在2010年7月7日中午至7月8日凌晨诞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这个数字的到来已经整整推迟了13年。图为河南省宝丰县的马街书会上赶会的群众。新华社记者王颂摄

我国人口加速老龄化专家建议调整计生政策
中国和印度0-14岁少儿人口数及比重表1

我国人口加速老龄化专家建议调整计生政策
中国和印度15-59岁劳动人口数及比重表2

　　作者：胡鞍钢

　　任何一项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适时、灵活、稳健的调整。我国计划生育是一项我国基本国策，但是它的目标、内涵、措施同样需要随着时代发生变化。解决中国人口问题至少需要几代人努力。

　　中央曾设想2010年后调整人口政策

　　1970年全国总人口规模超过8亿。1971年中国政府(指国务院)首次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5年，毛泽东指出：人口非控制不行。为此中国政府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

　　1980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党中央决定实行更加严格的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当时党中央的决策主要是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全国人民在吃饭、穿衣、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使整个国家很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二是当时30岁以下的人口占到总数的65%，之后每年平均将有大量的人口进入婚育期，因此必须要严格控制每对夫妇的生育数量。

　　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早已经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逆转。从1998年开始，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已经降到10‰以下，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进入世界上的低人口增长国家行列。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极低的国家之一，200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到5‰，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到1.8以下，属于“少子化”类型国家。我国现在面临新的人口问题，需要及时调整人口政策。

　　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表明，过去30年的人口政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这一代人为落实基本国策作出重要贡献和牺牲，“舍小家，顾国家”。30年后我们需要根据党中央的战略设想和对人民的政治承诺，适时、灵活、稳健地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再花上一代人的时间，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软着陆和转变，从而使得我国的实际生育率略有上升、接近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即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2.1左右，让以后几代人既可以“顾小家”，又可以“顾国家”。从长远来看，可以逐步实现中国少儿人口、青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以及总人口规模的稳定。

　　为何需要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

　　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既要避免过高增长，也要避免负增长。特别是当妇女总和生育率长期明显低于妇女生育更替水平的时候，就会导致少儿人口、青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持续下降，以及随后总人口规模的持续下降。

　　事实上，我国少儿人口首先出现了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趋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少子化”。在1995年前后我国0-14岁少儿人口绝对数达到了最高峰，大约为3.34亿人，而后便持续下降，2008年的时候减少到2.52亿人，比1995年减少了24.6%，占总人口比例的19.0%。这与印度的情况正好相反，根据联合国人口署提供的数据，从1990年起印度0-14岁少儿人口就已经超过中国，在2010年达到3.74亿人，高出中国近50%，这意味着15年之后，15-30岁青年人口比重比中国高出近50%。这就需要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适当提高妇女生育率，扭转少儿人口大幅度下降趋势。(如表 1)

　　我国的15-59岁劳动人口大约在2015-2020年之间也会达到最高峰，大约9.23亿人，而后开始持续下降。最迟在2025年印度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会超过中国；到2050年，中国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大约要比印度少2.44亿人。(如表2)

　　进入21世纪，我国在人口问题方面同时出现两个新的发展挑战：一个是加速的“少子化”，即妇女总和生育率的过快下降，明显低于正常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第二个是加速的老龄化。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6.7%，205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 31.1%，大大高于届时的世界平均水平(21.9%)。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我国人口政策的目标是防止人口增长过快，可以说我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个目标。因此我们称“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属于第一代人口政策，也花了一代人的时间。从现在起开始实行第二代人口政策，即“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其政策目标是防止人口严重老化和少子化。现在看来能否实现这个目标依然是未知数，它取决于我们对未来人口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机会窗口。由于1980年以来的人口政策还有很大的惯性，还有被继续“锁定”的可能，调整起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从长期成本和收益角度来看，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晚主动，不调整则被动。

　　人口增长已经不再是我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源

　　或许有人会认为人口多是环境资源压力的主要来源。可以说30年前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的确是这样，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可以说当前造成我国资源环境主要压力的已经不再是人口增长，而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现在看来，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和办法来协调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关系。

　　第一，从贸易角度来看，我国已经完全能够从国际市场获得更多的资源来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一个国家既不能也没有必要实现资源和能源百分之百的自给自足。并且在一个国家工业化加速过程中，能源和资源对外依存度上升也是不可避免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适当增加能源和资源的进口比例，也能够缓解国内的生态压力，减少国内枯竭型资源的开采，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实际上从1995年我国才开始成为初级产品的净进口国，从2002年开始我国的初级产品进口额占GDP的比重开始迅速上升，由1.43%迅速上升到2008年的6.57%。我们认为这个比例还可以上升到10%以上。因为该比例的上升标志着我们从国际市场获取资源的能力提高了，这也相当于进口了水、耕地、矿产等稀缺自然资源，大大缓解了我国国内资源环境方面的压力。

　　第二，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的资源和能源压力。根据中国科技中长期规划目标，我国已经在加速发展核电、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以作为化石能源的替代品。并且根据当前的规划，我国清洁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重将在2020年之前就会达到甚至超过15%。我国在新能源方面的专利数已经在世界上排到第七位，并且在世界的位次仍在不断上升。可以说我国有希望成为可再生能源、绿色技术方面的世界上领先的创新者和应用者。这些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中国的资源和能源约束。

　　第三，随着过去几十年里我国教育事业的显著发展，已经形成了人口方面的两大新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首先从人力资源优势来看，2005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8.5年，同年我国15-59岁人口数为8.81亿人，累积了74.89亿人·年的总人力资本，这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力资本。其次从人才优势来看，2008年我国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达到了8400万人，2020年有希望发展到1.5亿人，2050年甚至有可能进一步达到3 亿以上。更重要的是我国从事研究与开发(R&D)的专业人员规模也在迅速增加。1991年的时候我国R&D人员数量只有47万人·年，而到了2008年就已经增长到161万人·年，已经高于美国的130万人·年，以及欧盟的120万人·年。这些人力资源和人才方面的巨大优势就为我国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也为我国突破资源环境约束提供了可能。

　　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目标

　　人口发展战略既要统筹考虑人口系统内部的数量、结构、质量和分布，又要统筹考虑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系统的综合战略。从长远观点看，中国应该实现人口稳定的目标，具体包括：

　　1、保持少儿人口数量稳定的目标。少儿人口并不是减少越多、越快就越好，而是应该保持在一定规模上。

　　2、保持劳动年龄人口稳定的目标。防止2020年之后的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防止15-29岁青年型劳动人口的大幅度下降。

　　3、保持总人口规模。防止2030年之后总人口规模的大幅度下降。

　　在稳定各类人口数量的同时，我们还要不断地提高人口素质。具体来说，包括：

　　1、不断提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2005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3.0年，高于世界平均的67.6年，更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的63.7 年。今后我们应该进一步提高和改善国民生活水平，完善医疗保健制度，力争使我国出生人口的预期寿命在2020年达到76岁以上，2050年进一步提高到 80岁以上。

　　2、不断提高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2005年时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8.5年，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力争2020年达到11年，2050年应该超过13年。

　　3、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2008年我国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为8400万人，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大国家投入，并且开放民间高等教育市场，使得这一数字在2020年超过1.5亿人，2050年超过3亿人。

　　4、提高我国HDI指标。HDI(人类发展指数)指标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综合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它综合反映了经济、健康和教育的发展程度。2006年我国的HDI指标为0.762，在17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94，属于“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 ”。我们应该力争HDI在2020年达到0.88，2050年进一步达到0.95以上。

　　以上就是中国人口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它既包括各类人口数量稳定的目标，也包括人口质量提高的具体目标。因此，中国应该综合采用各方面的政策，不仅是生育政策，还包括教育、就业、健康等一系列的政策，来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

　　总之，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历史长期积累的问题。人口发展的长期规律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用短期政策来将其调整。现在看来，我们至少需要花两代人的时间才能调整过来。人口自身发展的特点和政策调整的作用所形成的逻辑可能是：1980-2010年期间，先是严格控制一代人；2010年之后，再主动调整一代人；先控制人口数量，后调整人口结构。因此，今后人口政策的目标应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提高人口质量为主。

　　[作者简介]

　　胡鞍钢，1953年生于辽宁鞍山，1978至1988年先后在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自动化所获工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1年至1992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进行博士后研究；1993年在美国Murray State University经济系做访问学者；1997年在美国MIT人文学院做客座研究员；199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做客座研究员；2000年任日本庆应义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访问教授；200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做访问教授；2003年初在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研究员。从1985年起，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并作为其中的主要研究人员，系统地从事中国国情研究，是这一新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2000年初，被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联合聘为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旨在建成国内一流的国家决策思想库。

中央调研组赴新疆调查社会稳定等情况

2009-11-27T06:25:00.001-08:00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1月27日18:13 新华网

　　为了新疆更加灿烂美好的未来

　　——中央调研组围绕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方面内容在新疆深入调研

　　新华网乌鲁木齐11月27日电（记者谭浩、吴晶晶）近期，中央派出调研组，带着对新疆各族人民的深厚感情来到新疆，深入全疆15个地州市开展调研，就实现新疆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促进新疆长治久安听取各族干部群众意见和建议。

　　中央调研组在疆调研期间，正逢初冬时节，雨雪交加，气温骤降。调研组的同志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冒着严寒，长途跋涉，深入机关、学校、企业、街道社区，进家入户，通过召开不同层次座谈会、实地考察等形式，广泛接触各族干部群众，听建议、察实情、理思路、提措施，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汇集了各方面的智慧、经验和办法。

　　中央调研组的调研主要围绕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改善民生、对口支援、教育文化、民族宗教、党的建设、生产建设兵团发展、维护稳定、涉疆外交等方面展开，内容涵盖新疆改革发展稳定的各个方面。通过调研大家感到，新疆是我国西北的战略屏障，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地区。新疆的发展和稳定关系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做好新疆工作不仅是新疆的事情，而是全党全国的事情，既要充分调动新疆的积极性，又要充分调动中央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充分调动有关地方的积极性。

　　调研组坚持抓住重点、突破难点，深入研究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调研组认为，要抓住机遇，推进科学发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加快社会建设步伐，加大改善民生的力度，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巩固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要加强文化建设，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不断满足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中央调研组在考察调研期间，还听取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作汇报。

　　中央调研组的实地调研，使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新疆各界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建设更加繁荣富裕和谐的社会主义新疆的决心信心更加坚定了。只要齐心协力、开拓进取，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新疆更加美好灿烂的未来，为全国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双汇，下一个三鹿？双汇，为什么不倒？

2009-11-25T21:35:00.000-08:00

我以前最爱吃双汇的玉米肠，现在看到这些新闻，我都快吐了。

《河北青年报》副总编遭袭受重伤 and 双汇未开封玉米热狗肠生蛆虫

2009-11-25T21:25:00.000-08:00

河北青年报常务副总编突遭殴打受伤
行凶者边打边说“叫你报！叫你报！”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11-23 　　　[打印]　[关闭]
本报讯（何星）11月21日晚8时20分左右，河北青年报社常务副总编辑乐倩在石家庄自己居住的居民楼下突遭凶徒袭击，被殴打致重伤。

“叫你报！叫你报！”那名凶徒一边劈头盖脸猛打，一边恶狠狠地说。

乐倩右侧脸颊血肉模糊，鲜血不停从伤口流出，洒落在衣服上，左侧脸颊及眼角出现大片黑青色的肿块，嘴唇上的伤口不停地出血，伤口周围也肿了起来，说话已十分困难，头部也多处受伤并水肿。

要不是一位邻居及时出来救援，后果将不堪设想。

乐倩2006年自北京青年报社来到河北青年报社工作。在医院，由于嘴唇被打裂而缝了8针的乐倩说：“我在石家庄没有亲戚，除了新闻工作，也没有社会交往。那人打我时说‘叫你报，叫你报’，我想可能是报社的哪一篇舆论监督报道招惹谁了。”

此案发生前，报社曾接到过恐吓电话。11月6日，一不明身份的男子拨打该报热线电话进行恐吓。该男子在电话中威胁，不要再对某企业进行舆论监督报道。在电话中，该男子还对该报总编辑及相关领导进行人身威胁：“再做负面报道，就杀了你们的总编和社长！”

事发当晚，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局长孟建忠闻讯后，立即赶往医院探望乐倩并了解案情。孟建忠表示，新闻记者被袭，性质十分恶劣。作为辖区警方，他们一定会一查到底。不管此案涉及哪个人或哪个单位，公安方面一定会秉公执法，尽快将凶手绳之以法。目前，桥西刑警大队已对此事展开调查。

事件发生后，团河北省委书记王晓栋、副书记张泽峰，河北省记协主席段录沛、副主席董毅前往医院探望。

双汇未开封玉米热狗肠生蛆虫（图）

　　顾客称此后吃饭无食欲，并要求北国超市益友店、经销商书面道歉

　　本报讯(记者高振燕)日前，石市市民周先生在北国超市益友店购买了一袋10根玉米(1738,-2.00,-0.11%)热狗肠，回家后便冷藏在冰箱里。不料，当他吃到第八根时竟发现肠体上有白色的虫子。“感觉像蛆，恶心得我们好几天没有食欲。”周先生说。

　　对此，周先生要求北国超市益友店、产品经销商书面道歉。目前，双方仍在协商中。

　　玉米肠未开却已爬满虫子

　　前日下午，记者看到了周先生在北国超市益友店购买的玉米热狗肠。这根肠还带着塑料(10525,-30.00,-0.28%)包装，未开封，包装上显示食品生产日期为2009年10月3日，保质期为90天。记者细看，发现肠身上爬满了蚂蚁大小的白色虫子。经周先生指点，记者还在外包装上发现了一个针孔大小的眼儿。

　　据周先生当日的购物小票显示，该热狗肠是10月17日购买于北国超市益友店，票上该食品的名称为“双汇玉米热狗优惠袋”，价格为9.5元。“是用网兜装着的，一兜10根，买回以我就直接冷藏到了冰箱里。发现问题之前，我们孩子已经吃了7根。”周先生说。

　　顾客要求书面道歉

　　自从碰上此事，周先生称现在自己和家人“一听见‘肠’字心里就腻歪，犯恶心”，而且全家对该超市其他食品的质量也产生了不信任。

　　周先生发现问题当天(10月24日)便找到超市，超市方随即联系了经销商查找原因。“我们联系过几次，最后经销商口头表态，可以赔偿100元，其中包括食品的10倍赔偿和部分通讯费用。”除了赔偿，周先生仍有几点疑问：这算不算“问题食品”？“问题食品”又怎么能上超市货架？这是什么虫子，怎么在冰箱里还能生存？

　　“我希望超市能与经销商一起通过正规渠道，对这一批次产品做一个质检，出具书面报告，给出原因和合理解释，并书面道歉。”周先生表示。

　　■相关回应

　　超市：应与经销商协商

　　前天下午，记者来到北国超市益友店，客服部一位左姓负责人确认该顾客确实曾到超市反映过此事，“我们应顾客要求联系了经销商，他们双方应该有协商。”左姓负责人称。

　　但提及该产品是否有质量问题时，左姓负责人未作回答，并称经销商“会做出解释”。

　　随后，该玉米热狗肠的经销商代表谢女士赶到超市，但她与之前周先生的说法不同，她表示“在全部事实查清楚之前，并没有答应赔偿100元的事儿。”谢女士称，他们已跟生产厂家联系，会给顾客一个说法。

　　生物专家：白虫为蝇蛆且非人为植入

　　这是什么虫子？是怎么进入肠体的？怎么能在冰箱中存活数日？昨日上午，周先生和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和“问题肠”找到了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学专业副教授安瑞永。

　　安瑞永仔细查看后表示，“这些虫子毫无疑问是蝇蛆。”

　　安教授根据外包装洞口大小、蝇蛆个头大小、发育特征判定：蝇蛆并非人为植入，而是自然产生于肠体。

　　“一般情况下，70°以上的高温就能把虫卵杀死，如果有个别虫卵避过高温而存活下来，再加上氧气就能生长繁殖。”安瑞永表示，出现针孔眼儿进入空气，才使虫卵获得了有利的生长条件。

　　“而蝇蛆在冷藏条件下，虫卵生长非常缓慢，从虫卵产生到能用肉眼看出来，至少需要10天以上的时间。”安瑞永说。

　　这是否属于食品质量问题？随后，记者咨询了石家庄市工商局12315消费维权热线。

　　维权热线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可以跟销售商、经销商或者厂方任何一家相关单位协商赔偿事宜，具体赔偿标准可按照当地具体法律规定进行。

大学生旅游，教你如何便宜住宾馆，5星级宾馆也有只要88元的哦～(校内热贴，不断增添中）zz

2009-11-12T13:00:00.000-08:00

出去旅游，住的想卫生安全，档次要够，价格又要合适，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哦～根据本人自身N次出游住宿还有网上长期乱逛经验，推荐以下便宜网上订宾馆的方式，5星级宾馆只要订的巧，订的早，88元完全可以！

首先提醒大家，住宾馆的时候开房间尽量不要开1楼，会比较吵不说房间也会比较潮！
先推荐去哪儿网：http://hotel.qunar.com/
可以在这里面输入你要去的城市，他们会提供N多的该城市酒店和许多网站对不同酒店的报价，你可以从中看出哪里订比较便宜。

其次推荐几个全国性的比较大的快捷酒店(均提供免费宽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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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天连锁酒店：http://www.7daysinn.cn/
在上面用本人身份证注册用户可以享受一晚77元的特价房（原价一般要100以上，貌似这个活动只到年底，而且需要提前付清房费，不能按时入住不予退还），档次还不错。y早晨只要5元每人。全国大部分主要点的城市都有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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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庭酒店：http://www.htinns.com/
价位一般很高，不过可以在前台购买会员卡一张（28元），可以享受每周日订特价房的服务（全国连锁，房型任选，无论原价多少都是100元，所以订的越早，订的越好）。早餐15每人，自助，吃过一次感觉凑合。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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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佳园连锁酒店：http://www.gardeninns.com.cn/
是一个新兴起的酒店，网上对他评价很好，价格也不错，现在网上免费申请会员可以享受试运营特价，最低房价99元，档次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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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格林豪泰酒店连锁：http://www.greentree.com.cn
现在注册用户每个身份证可以享受1天99元特价房（活动貌似是到年底结束）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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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家酒店 http://www.homeinns.com/
这个网上无法申请会员卡，订房无法享受优惠，不过这里给大家一个我从网上找到的如家公司大客户卡，大家用这个卡登陆申请房间

（用户名：高露洁卡号：8000001209）拨打4008203333 8008203333报出卡号，用户名也是可以直接预订的哦！不过个人感觉如家条件跟7天差不多，都不如汉庭。全国大部分主要点的城市都有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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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这几个酒店本人都有住过，感觉都很不错。这些酒店预订时间越早，预订成功概率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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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很多朋友都给我推荐莫泰168连锁酒店，网上预订房价基本是168元，
网址：http://www.motel16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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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速8经济酒店：价格不错，有朋友推荐说不错的。现在可以免费申请网站的忠诚卡。订房比网上订房再便宜8元。
网址：http://www.super8.com.c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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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雅高国际的易必思酒店，最低价格：成都：168 武汉：158 无锡：178 中山：138 天津：168 常熟：158 成都：168 青岛：158 重庆：138 西安：158 北京：288 沈阳：178 武汉：158 杭州：168。。。等很多城市说实话我自己没住过，不过毕竟是雅高国际的旗下全球连锁宾馆，应该很不错。预订网站：http://www.accorhote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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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锦江之星旅馆价格一般，全国门店较多，现在网上申请可在主页上查找获得10元代金卷。
网址：http://www.jinjiangin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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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推荐个本人申请成功的88元5星级酒店地址：
雅高国际： http://www.accorhotels.com.cn/ 高级酒店连锁企业

成功申请合肥索菲特国际酒店（5星）的88元高级大床房。。。～不过这个是需要入住前提前付清88元，到时不入住不予退还，所以大家预订前要安排清自己的形成。

下图是预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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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推荐几个地方区域性的便宜点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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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西安写起吧：

1.西安美宝宾馆 http://www.xameibao.com/（公司网站）
貌似从艺龙（http://www.elong.com/ )上预订最低95元，标准双人床！

2.西安叶子家庭旅馆：http://www.xayezi.cn/
他们在淘宝上支持支付宝交易，虽然宾馆规模不大但是信用评价挺好，房间类型也多，更重要的是最低价格75元的房型是1室1厅1厨1卫的哦～

3.法国雅高西安宜必思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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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免费预定热线(Toll free)800 830 2688
预订网址：http://www.accorhote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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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1.之星上海店最低房价158，不过一般房价高点。难怪因为上海房价本来就贵嘛～
http://www.jinjianginns.com/City/city.aspx?UnitID=200000

2.汉庭外滩店，本人自己住过，价格大概200多点，入住的时候要求前台给你间能看见黄浦江的房间，晚上夜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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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1.子酒店” http://www.orangehotel.com.cn/
房间配置不错，关键是全桔色的楼体外观和聪明伶俐的桔子人在户外视野中格外醒目，而内部的大堂、走廊、房间设计都尽可能保持原汁原味的美式格调，如大堂音乐、香氛营造和上也尽可能与桔子的时尚气息保持一致。客厅的设计十分赞哦～不过房价比上面的都要贵，200+吧，在北京应该算正常了。
提醒在他们的官网上预订可能会贵点。可以在 http://hotel.qunar.com/ 上找便宜点的地方预订。目前桔子酒店只在北京和宁波有。发个宾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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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常州杭州嘉兴金华南京，万好万家宾馆价格合适，房间也不错。（虽然我没住过，但是看网上评价还可以，所以推荐给大家）

预订可以在艺龙（www.elong.com）上进行，价格还算公道。不过有同学推荐直接去前台办卡更优惠，大家可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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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1.雅高国际酒店的页面上找想看看有没有特价的5星的。。。结果发现索菲特的重庆店最便宜的也要600多，不过推荐他们一个公司的3星级酒店，重庆的特价138元（貌似市场价要235），大家可以去看看。地址：http://www.accorhote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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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1.很多朋友希望能推荐几个大连的实惠的宾馆。我经常在淘宝上逛，发现淘宝上替订大连宾馆的旅行社很多，而且在上面订宾馆的朋友也很多，下面推荐一个4钻的大连旅游方面的店，里面提供打折门票，便宜宾馆预订。

地址：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ab47988de3ba794752e0cd25d73270e3.htm

2.其次上面的许多连锁酒店也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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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1.锦江之星(青岛杭州路店)，位置和服务比较不错，但是房间可能不大。通过锦江之星直销价格是：单人房：148 双人房：158
预订网站：http://www.jinjianginns.com

2.锦江之星(青岛中山路店)(经济型)，靠近海边，如果想看海的同学住那比较不错，不过可能到市里比较远点。
价格是：单人148 标间144元
预订网站：http://www.jinjianginns.com

3.青岛北海宾馆（四星级）：靠近海边。房间要11楼以上才会有冰箱。大家预订注意。价格还好：238元标准间。
预订网站：http://www.zhuna.cn/hotelinfo-5518.shtml?Tm1=2008-11-13&Tm2=200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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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告诉大家一个实际中可行的便宜前台订房间的方法(本人试过可行）
我：小姐标间多少
小姐：380元

我：那么贵。。。

小姐：现在住可以优惠到300元协议价。。。

我：你们这跟公安局有协议吧？

小姐：有的

我：我有个朋友就在这里公安局上班（如果你觉得不够老的话就说你大叔是公安局局长，人家问姓什么你就说个反正基本也不知道），给我个协议价吧。

小姐：不可以

我：（踌躇中）那么贵，换家吧。。。

注：人家当然想推销出去自己的房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要不换家吧。。。小姐你给我个协议价，能住我就住了

小姐：好吧，给你个协议价。。。200RMB

听着有点假，，，不过本人确实用这种方法成功入主安庆一家4星级宾馆，200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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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写那么多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喜欢就分享吧～谢谢

新疆维族劳务输出惹争议 zz

2009-11-10T12:41:00.000-08:00

2009年 11月 10日

乌鲁木齐7'5事件的直接诱引是广东韶关一家工厂发生的汉族与维族工人之间的斗殴事件。该厂维族民工来自喀什地区疏附县。事情发生后，有人对大规模组织维族农民去内地打工的做法提出置疑。

*劳务输出造成生活不便*

有子女在内地打工的维族家长
美国之音张楠
有子女在内地打工的维族家长

在疏附县农村，一位老人透过昏暗的光线从信封里掏出写有他女儿电话号码的小纸条。老人不知道女儿在内地什么地方打工，这个号码是他跟女儿唯一的联系方式。

他通过翻译告诉记者，“哪个地方，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知道打电话。手机也没有，他们穷得很，电话也没有。(给)丫头打电话，他们就是跑到那个巴扎(“市场”之意)，花钱(去打)。”

女儿今年21岁，已经离婚。自从四个月前她在当地政府组织下离家去内地打工以来，老两口既要照顾农田，又要照顾孙女，生活十分艰难。

他家有几亩地，原来种麦子，队里让改种西红柿，可是他不会种，也买不起西红柿苗，最后他那一亩半地就让队里收回去了。

他女儿去内地一家鞋厂上班，月薪750元，不过一切都得从头学起，生活很不习惯。

这位老人通过翻译告诉记者，“她刚开始嘛，就是胃疼，两个耳朵也疼，最后她治好了。（记者：因为什么会胃疼？）吃得不习惯。她们刚吃那个厂子里面饭，不习惯。他们以后打几个油(食字边+囊)，里面放一点油，寄给她。”

*劳务输出是为增加农民收入*

新疆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组织维族农民去内地发达地区打工的。谈到此举的目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圣敏说：“南疆多数的地方人口密度很大，他们土地也比较少，因为新疆维吾尔族主要是个农业民族嘛，大沙漠小绿洲上没有水，所以他们有很多富裕的劳动力，组织他们到内地工厂里面来做工，就是帮助他们增加收入。”

据统计，2007年，新疆劳务输出的人数超过120万人次。在疏附县，2007年上半年，疆内劳务转移4.3万人次，疆外输出4000多人，工资最低700多元，最高的达1700多元。

但是，维族农民去内地打工面临许多困难和文化差异。这种劳动力转移不仅是从农村到城市，而且是从少数民族地区到汉族地区，从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到不信教或者信仰不同的地区。

*劳务输出存在强迫现象*

疏附县农村景象
美国之音张楠
疏附县农村景象

许多人是在当地官员的动员说服下同意子女外出打工的。疏附县一位老年妇女对美国之音说，她并不情愿。

她通过翻译说：“她们村里告她们，‘去的话，每个月给你五十块钱低保钱’。还有，村里有干活的，挖地的、种地的，不叫你们去，不干活。”

她女儿现在一个月挣1000元，按照疏附县的水平不算低了。可是，为了给女儿凑盘缠，她卖掉不少东西。

她通过翻译说：“她丫头走的时候，房子里面有五只羊。五只羊卖掉了，还有小米、面也卖掉了，还有个冰箱卖掉。她装那点钱走了。”

据村民讲，尽管发生了7'5事件，地方政府还在动员维族人去疆外打工，不过现在不要男工。上面还给村干部和村里学校的老师下达了指标。

一位老年妇女通过翻译说：“每个老师找一到三个丫头。找不上丫头的话，你的工资扣了。村里安排他们，没办法。去年他们就是‘我的丫头不去。我有病，我要老了’。不去的话，那个地交给村里，不让种了。最后没有办法，她们丫头去了。”

北京大学教授马戎在疏附县调查时也发现这个问题。他说，有些乡镇干部坦承存在“强迫命令”的现象，但他们认为本地农民思想比较封闭，对于任何新生事物，在一开始时需要一点政府的行政推动。马戎认为，应该坚持自愿原则。

*劳务输出模式引发争议*

维族打工女离家前与家人合影
美国之音张楠
维族打工女离家前与家人合影

不过，马戎在总体上肯定了跨省劳务输出的做法。他说，此举可以给维族带来思想观念上的变化，推动南疆社会逐步接受现代化，也有利于双语教育，并能打破传统的民族聚居模式，对中国的民族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一些维族知识分子提出不同看法。他们反问到，难道维族脱贫致富只能离开自己的家乡吗？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说：“在新疆，维吾尔人不能就业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不懂汉语。可笑！在自己的家园不懂别人的语言反而成为劣势。难道接受那么多(汉族)移民错了吗？你当时几万汉人去新疆为什么不融入(新疆社会)？你反而现在要求融入呀？融入是双向的。‘融入’不是意思是说‘我同化你’。 ”

还有人用“剥削维吾尔廉价劳动力”来形容这种劳务输出。他们说，新疆有很多大型企业和国家项目，完全可以雇用更多当地维族工人。

维族打工女在内地工厂与同事合影
美国之音张楠
维族打工女在内地工厂与同事合影

一些不适应内地生活的维族农民工，合同期未满就跑回来了。马戎教授说，在疏附县110个返乡人员中，“擅自返回”和“无故返回”的有32人，占返乡总数的29.1%。

一位农民告诉记者，他们村有人去了两、三个月就跑回来了。

她通过翻译说：“他们的身体不行了。那边的空气不好。有的胃出毛病了，有的嘛，有腿疼的、骨头疼的、腰疼的，站不住了，自己跑回来了。”

一位73岁老人说，他十分想念在内地务工的女儿，而且他岁数大了，干不动农活了。所以，一年以后合同一到期，他就把女儿叫回来。

关键词：新疆，疏附县，韶关，7'5事件，劳务输出，杨圣敏，马戎，伊力哈木·土赫提

大型民族歌舞剧《刘三姐》五幕剧情简介

2009-11-08T18:39:00.000-08:00

导演：龙杰锋
第一幕：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险滩弯又多
　　江面上一条小船飞流而下，老渔翁接刘三姐从罗成到宜州共度三月三歌节。码头上正遇莫海仁强抢民女，刘三姐用山歌讥讽莫海仁，解救了表妹兰芬。刘三姐聪敏美丽、热情大方，乡亲们交口称赞。相知又相爱让刘三姐与勇敢憨厚的李小牛走的越来越近。

　　第二幕：年年三月是歌节，月儿明亮歌儿甜
　　每年三月是壮族人民传统的歌节。这一天人们以歌传情，以歌会友，尽情享受节日的欢乐。正当青年男女们为刘三姐与李小牛的爱情而歌唱之时，莫海仁也来到了歌圩上，他以拜师为名用山歌对刘三姐进行挑逗，结果自取其辱，撞了个满头灰。

　　第三幕：自从见到刘三姐，食不甘味夜难眠
　　莫海仁既垂涎刘三姐天仙般的美貌，又为刘三姐的歌声而深感不安，面对一个个忸怩作态的妻妾他恶言相向怒发冲冠。刁钻的管家莫进财摸透了老爷的心思，极力为其出谋献策……

　　第四幕：谁能唱歌唱赢我，不用花轿走路来
　　莫海仁说媒提亲不成，便以逼债抓人为手段妄图迫使刘三姐就范。对此，刘三姐提出按壮家规矩，在结亲之前先要摆下山歌擂台。三姐与小牛生死同心相互勉励，要用歌声来捍卫自己人生的自由和人格上的尊严。

　　第五幕：唱平江心三尺浪，遮口乌云也唱开
　　在山歌擂台上，刘三姐勇敢的面对莫海仁和他请来的三位秀才，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但赢得了对歌的胜利，并且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巧妙的冲破了官府的禁令，与李小牛一道顺利的离开宜州，怀揣着“要学滔滔春江水，一路歌唱向前流。”的理想和心愿，满腔热忱地四海传歌去了。

刘三姐：王予嘉

Liu Sanjie - A Fearless Folk Song Singer

Liu Sanjie (played by Wang Wanqiu) in the movie
Liu Sanjie (The Third Sister of the Liu Family) is a legend of the Zhuang people. Zhuang is one of the 56 ethnic groups in China and, with a population of 15 million, is second only to the Han people, who account for more than 91 percent of the nation's total population of 1.3 billion. The story of Liu Sanjie became know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anks to an eponymic movie, produced in color in 1961. An instant hit, the movie also helped spread the legend to the entire Southeast Asia.
The Zhuang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legendary Liu Sanjie actually existed. The Middle Jian Village on the Lower Jian River at the foot of the Lower Jian Mountain in the Yizhou Town of Guangxi Autonomous Region professes to be her birthplace. Her original name is said to be Liu Shanhua. Since she was the third child of her family, she was given the nickname of "Liu Sanjie," meaning "Sister No. 3 of the Liu Family." An incarnation of a lark, as the Zhuang people so believe, Sanjie started speaking eloquently when she was only one. At the age of three, she already had a melodious voice. In her teens, she was regarded as the top singer of folk songs—songs in an antiphonal style, typical of the ethnic people in South China. Coveting her beauty and talent, a local tyrant named Mo Huairen wanted to have her as his concubine. Rejected, the angry Mo plotted to murder her. With the help of her boy friend and fellow villagers, she managed to escape. The two lovers traveled as they sang, and eventually found their ultimate freedom by turning themselves into a pair of larks.
Today, the people of Yizhou Town claim that they still possess some of her relics, such as a shoulder pole in the crevice of a cliff, a spot she frequented to do her laundry, and a site where she purportedly beat the local despot and his hired singers in a dramatic song contest.
The legend of Liu Sanjie was originally an oral tradition and later found itself in romance, drama scripts, and county annals in Guangxi. Studies show that the legend is not exclusively of the Zhuang people. Its spread turns out to be more ethnically and geographically diversified. For, similar stories can be found among the Miao, Yao, Buyi, Mulao and Han ethnic populations in Guangdong, Hunan, Yuan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as wel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melodious song breaks the silence of a serene morning on a green river. The song comes from a young girl on a fishing boat. She is Liu Sanjie or The Third Sister of the Liu Family. Orphaned at an early age, she was raised by her brother Liu Er, honest but meek. Sanjie is a girl of beauty, intelligence, and courage. She is well-known for using her singing talent to celebrate freedom and honesty while castigating abuse and injustice. Therefore she is cherished by the common people but hated by those lording over them. She has just been involved in a singing duel with a local despot where she and her brother lived miles away. The despot suffered an heart attack and died during the confrontation where Sanjie relentlessly chastised him for his villainy. Blaming his death on Sanjie, the tyrant's family bribed the local authorities in the hope of having her pay for his life. Sanjie and her brother Liu Er are now on their way to their grandma’s home to seek refuge.
The time she and her brother set foot on their grandmother's village, Liu Sanjie encounters a bully looting a hunter. The bully is Mo Fu, a henchman of a local tyrant named Mo Huairen. She also witnesses a young man trying to reason with the henchman. When challenged to a physical fight, the young man simply threw him to the ground. Liu Sanjie learned that the young man's name is Li Xiaoniu and felt drawn to him. As Liu Sanjie and the others are amused at the embarrassed and exasperate henchman, there comes Mo Huiren's butler Mo Jincai. Branding his fist at the hunter, Mo Jincai fumes: “Since every single blade of the grass and every single twig of the trees on this mountain belong to my master Mo Huairen, he certainly owns whatever you catch! If you dare to challenge my authority, I will have him bar you from hunting at all!” Liu Sanjie can no longer restrain her indignation and begins to chastise the bullies with her song:
Since nature is the Creator's offspring,
Animals and fowls are everyone's belonging;
Those who love fish spread your nets,
Those who like pheasants draw your bows.
Both the henchmen and the butler have but to leave the scene frustrated and humiliated.
As Liu Sanjie settles down at her grandma's home, her reputation of repelling two bullies with a single song starts to spread far and wide. People come flocking to see her and sing happily together with her. Sanjie works diligently with her brother while enjoying singing antiphonally with their villagers in the tea plantations. Challenged by a group of young women to a friendly singing contest, Liu Sanjie begins,
"Sing to your heart's content,
Row till your muscles relent,
Barge poles in your hands, oars in mine,
I'll race you anywhere to the finish line."
The girls giggle and respond with a query:
"What crop has seeds on the top?
What crop has seeds at the waist?
What crop has seeds in pairs?
What crop has seeds harvested by caning?"
Without hesitation, Sanjie gives the answer:
"Sorghum has seeds on the top,
Corn has seeds at the waist,
Beans have pods in pairs,
Sesame's seeds are harvested by caning."
The girls continued test of intellect:
"What has a mouth but speaks not?
What has no mouth but speaks a lot?
What has feet but walks not?
What without feet travels a lot?"
Liu Sanjie's answer was prompt:
"Idols have mouths but speak not,
Drums have no mouths but sound a lot,
The rich have feet but they hate to walk ,
Boats have no feet but travel a lot."
The girls admire Liu Sanjie' quick thinking but still won't quit:
"What does summersaults on the water?
What raises a high tower on the water?
What extends an umbrella on the water?
What live in conjugal bliss on the water?"
Not deterred by the seemingly difficult questions, Liu Sanjie replies readily:
"Ducks do summersaults on the water,
Boats raise decks of tower on the water,
Lotus leaves extend umbrellas on the water,
Mandarin ducks live in conjugal bliss on the water."

A post-modern rendition of Liu Sanjie in Guangxi
The girls' fun is interrupted abruptly by the arrival of Mo Jincai, carrying a poster that says "Real Estate of the Mo Family!" Planting it in the fields, he arrogantly proclaimed, "You all listen carefully: this mountain has a new owner from now on! My Master Mo Huairen is going to use these tea plantations as his ancestral burial ground. Get out of here and never return!" The tea growers are enraged at Mo Huairen's blatant robbery. With Sanjie in the lead, they are not to give in. Condemning the plunderous act, Liu Sanjie sings:
This hillside was originally desolate,
Beasts and serpents ran hand in hand,
With their labor of blood and sweat,
The tea growers turned it into a fertile land.
It has become their source of income,
Because of the tea shrubs they plant,
Each leave bears witness to their hardship,
To take their land, you're simply a cormorant!”
“How dare you call my master names! You'll pay for your insolence!” Mo Jincai threatened. Not to be intimidated, Liu Sanjie went on tauntingly,
“With good reasons I dare to curse the emperor,
I fear the least your master the brazen plunderer!”
As the emboldened tea growers inch up towards the butler, he recoils. As he reteats, he threatens that his master will deal with Liu Sanjie soon.
Learning his butler's mortifying encounter with Liu Sanjie, Mo Huairen flies into a rage: “Now that she dares to stand up to me, she's certainly a dead person!”

新版彩调歌舞剧《刘三姐》首次赴美演出侧记

2009-11-08T16:21:00.001-08:00

“刘三姐”在美国

——新版彩调歌舞剧《刘三姐》首次赴美演出侧记

刘三姐不仅是壮族千年的歌仙和歌星，而且是壮族的自由女神和美神。
美食频道开通

　　她的美丽连同她优美的歌声，倾倒了一代代崇尚自由、追求真善美的人们。也因此，刘三姐的故事以极为经典的结构被传颂了千年。

　　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它被推向了舞台，广西彩调也因此企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峰。后来，它被搬上了电影银幕，成了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以至于中国内地50年代生的人，几乎没有谁没看过广西彩调剧《刘三姐》，没听过刘三姐的歌声。

　　《刘三姐》为自由而歌唱、为自由而抗争的主题，有着超越国界和民族的、深刻的、全人类与共的普世内涵，这一品牌价值特征决定了它注定是属于全世界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时代风云变幻，它曾一次次被打入冷宫、牢狱，但又一次次地被提起、被重新推上舞台。连同目前推出的新版彩调剧《刘三姐》，广西刘三姐剧团（原名广西彩调团）从上世纪中叶至今，彩调剧《刘三姐》先后已被重排了8次。

　　刘三姐艺术形象代表至今已至第五代。她们是：傅锦华、黄婉秋、唐佩珠、吴似梅、王予嘉等。在中国彩调这个特定的艺术领域内，她们都以过人的才华与奋斗玉成过自我，耽享着一代佳人的殊荣。

　　如今，随着《刘三姐》走出国门，“刘三姐”不仅唱响了国内大小的舞台，也以更加现代的美妙倩影和动人歌声植根在美国人的心中，向世界展示她自由灵动的神采。

　　新版彩调歌舞剧《刘三姐》赴美演出，载誉归来。

　　2008年6月6日至6月18日，刘三姐剧团（广西彩调查剧团）应美国大华府中国大陆大专院校校友会联合会、美国亚特兰大专业人士协会等美国华人社团组织邀请，在美国大华盛顿地区、大亚特兰大地区的北卡州、马里兰州等7个州5个城市进行了为期12天的巡演和文化交流活动。所到之处，该剧优美的歌声、舞蹈、故事以及剧团演员们精湛的艺术表演震撼和感动了在场所有的美国观众。

　　每场演出结束，观众都久久地滞留在演场，“刘三姐太美了！”、 “你们演得太捧了！”观众用鲜花和掌声表达他们由衷的赞美和谢意。导演龙杰峰、刘三姐的扮演者王予嘉被拥上舞台的观众和各种新闻媒体的记者拥簇着；观众们特别喜爱的几个主要角色的扮演者——阿牛哥马定和、莫怀仁王阳桂、黄媒婆周瑾、大管家莫进财、老渔翁蒋剑等，也被各自的“粉丝”拉着摄影留念。其情之厚盛和炽热是演员们在国内演出时都难以遇到的。各地所有的承办者无一不如此表达：“想不到演出会如此成功，想不到刘三姐剧在美国如此受欢迎和喜爱！”。中国驻美大使刘光源公使、吴冬梅参赞兼总领事等观看了首场演出后都非常激动，他们也走上舞台热烈祝贺演员们的成功演出并与演员们合影留念；刘光源公使当场激情洋溢地一再对大家说道：刘三姐一定要走遍美国！

　　美国媒体对刘三姐剧团在美期间的精彩演出进行了系列追踪报导。美国《新世界时报》、《华盛顿新闻》、《亚美新闻》、《美华商报》《星岛日报》、《世界日报》先后以较大篇幅以至整版篇幅刊登文章和画片，报导《刘三姐》在美演出及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盛况和对该剧在观众中的评价反响。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在中国新闻中转播了《刘三姐》在美国的电视新闻。

　　挑战局限的舞台壮乡歌仙赢得满堂的喝彩

　　美国除了百老汇，还有不少设施一流的舞台。但是，市场经济非常发达和非常成熟的美国，给《刘三姐》预备的最初的舞台远远低于我们的意料。

　　因为谁也无法预料大部分人都不了解的中国彩调和刘三姐的故事在美国的舞台是否能立得住——为了控制和节约成本以防卖不出票，美方的承办者所选的剧场其条件都远远差于《刘三姐》在国内演出的所有剧场。

　　更出人意料的是，《刘三姐》在美巡演期间，所到之处，气温高达华氏100多度，相当于摄氏30多度到40度。这种季节出现这样的高温天气，这在美国是破纪录的。

　　6月7日晚，是《刘三姐》访美的首场演出，无任何舞台布景首场演出，是戏剧演出的极限挑战。但是，这场演出实在太关键：这是《刘三姐》在美国的第一场演出，关乎留给美国观众的第一印象，并且中国驻美大使馆将有高级官员到场观看演出。导演龙杰峰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只有搏了！我要求全体演职员以最高的艺术水准和激情来演好这场戏，无论如何也要打赢《刘三姐》登陆欧美大陆的第一仗！

　　很巧合的是，这个极不理想的舞台不仅幕布是黑的，而且舞台墙面四周也是黑的。当演员身着绚丽的服装印在这黑色的背景之下时，倒显得有几分的现代感了，显示出几分舞台先锋艺术的特殊韵味。

　　演出结束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刘光源公使、吴冬梅参赞兼总领事等人兴奋不已地走上舞台，盛赞《刘三姐》精彩的演出，太美了，太意外了，演得太好了。与演员们合影留念后，刘公使还激动地说要让《刘三姐》走遍美国每个州，华人在美国有300多万，再加上美国本土观众，《刘三姐》一定得到美国人民的热情欢迎。

　　美国大华府中国大陆大专院校校友会联合会李革会长也激动地说，想不到结果会这么好，想不到你们的表演这么好，是舞台亏待了演员，演员却没有亏待观众！

　　而在没有空调设备的马里兰大学的体育馆，是《刘三姐》在美的第二场演出。演出开始于下午四时，正值阳光最强烈的午后时分，当时，那个体育馆室内温度高达摄氏30多度，因为到场观众上千人，是原先已定的广场赈灾义演，出现这样的高温也是主办方始料不及的。改场地已不可能。对剧团来说，这一次的挑战已不仅仅在于场地（是没有背景、四面空旷、等于没有后台的广场演出），还在于酷热。

　　音响、灯光、演员胸麦启合调控等，均在不同程度处于不确定甚至非控状态。

　　这是一个燃烧的舞台！

　　《刘三姐》面临的考验已不是一般的，而是可能危及到刘三姐品牌在美国观众印象和传播的考验。在这个燃烧的舞台上，要么被点燃并发出耀眼的光芒，要么被焚毁。

　　从剧团来到从来没看见过的场地到演出，只有不到三个小时的准备时间。时辰一到，观众就坐满了整个观众席。谁都没有退路。

　　不论哪种意义上，是炽烈的气温，或是燃烧的剧情，还是刘三姐剧团的演员们“豁出去”了的激情燃烧的精湛表演，这一天的舞台绝对是让人终生难忘。这是一个地地道道在温度意义上燃烧的舞台，是一个由于敲开美国演艺市场大门的艺术执著让人激情燃烧的舞台，同时它与美国华人万众一心为汶川赈灾那种爱国的和道义的激情交织在一起，台上台下共演了马里兰大学最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一场演出。

　　当“刘三姐”的歌声在体育馆里飘荡，绝大部分观众就没有离开过板凳。中场休息，观众们照样按时就位，在热浪中正襟危位至终场，并不时对演员报以热烈的掌声。台上的演员则个个汗流浃背，特别是主要演员，盛装戏服里面，几乎湿透。扮演刘三姐的王予嘉演出后说，当时我的感觉是，整个舞台和我好像都着了火似的，我的脚底是一个风火轮，我觉得身上穿的那套红装也是一团火，观众席上传来的掌声是火辣辣的，闪光灯也是火辣辣的，连嗓子口也是火辣辣的，这样的舞台体验真是从来没有过。

　　演出结束后，马里兰大学将一个盖有学校印鉴和有大学校长亲手签字的牌匾以隆重的方式交到了《刘三姐》访美艺术团团长龙杰峰手中。

　　在美期间，所到之处，全部遭遇摄氏近40度的高温天气。但刘三姐剧团的演员们都处于一种点燃的艺术状态和工作状态并把舞台的艺术点燃。每到一个新点，谁都顾不上舟车劳累，甚至是连人带行李直奔剧场，装台、走台、调试灯光音响，接着是演出，演出后的收场，将所有服装道具全部复原到行李状态，回到宾馆已是深夜，第二天一早又踏上新的途程。6月13日晚我们在奥本大学演完，第二天一大早启程从奥本市赶回亚特兰大时，已值中午时分，这天我们须加演一个白天场。第一场就在下午四时整。演员们的午餐和晚餐都是在化妆室吃的，而导演和音响师只能是边做边吃，给他们所有的时间都只有这么抠出来的。当晚的第二场演出结束后，在零时时分宵夜的餐桌边上，有的演员累得都吃不动了。

　　12天里的7场演出，刘三姐剧团的演员们都以饱满的艺术激情点燃整个舞台和剧场，点燃了美国观众。

　　特殊浪漫的互动牵起浓浓同根的乡情

　　刘三姐已成为一个美丽的情结植根于美国观众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于中国内地、八十年代后移居美籍华人当中，正是他们的这种赤子般的情结，促成了刘三姐的美国之旅。美国大华府地区中国大陆大专院校校友会联合会会长李革博士、副会长夏祥波博士、大华府地区广西学友会会长覃克锋博士、亚特兰大中华专业人士协会会长董祝安博士、副会长顾菊林博士等就是这样一批人。正是由于他们的推动，刘三姐以一个现代色彩更强的美丽的情结，植根在了更多美国人的心中。这将是一个谜一般的期待。

　　在刘三姐剧团访美巡演期间，我们还亲眼目睹了美国华人为四川汶川赈灾的一系列的热血场面。《刘三姐》访美之事定于去年，所以当时还没有义演的构想，卖票只是为了补贴经费。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正是这些学历非常高的群体，背着纸箱在街头一元钱一元钱地为汶川赈灾，每个城市都筹集了数十万美元的义款送给灾区；同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刘三姐》在美演出活动与进一步的赈灾活动结合起来，并把演出的所有收入送给灾区。当时的场面非常感人。台上台下《刘三姐》剧情之美人物之美与观众的人心之美融为一体，成为一种非常具有超越性的情结。

　　这台新编彩调剧《刘三姐》在国内正式演出时，上场演员近60人，加上大型布景，场面宏大而壮观。而由于剧团到美国巡演的人员名额有限、辎重有限，越洋演出只能带少部分布景和二十多个演员。为了增强剧场规模效果和实现互动，每场演出，剧团都须在当地吸纳一些走过场的群众演员。这本来是件挺麻烦的事，没想到竟成了当地美国华人竞相争取参加的一件最刺激和最浪漫的事情。他们无不把能参加《刘三姐》的演出当作最富于纪念意义的人生插曲。每到一处，当地的华人都是一呼百应，应征的志愿者常常是从网上得到消息后就独自驱车数十公里赶到剧场要求参加演出。由于来者太多，而剧团预备的服装有限，导演只好将他们分成上半场和下半场的团队，轮流让他们上场过把瘾，一了他们的这种美丽的情结。由于没有充分的时间排练，在多数情形下，这些从来没有上过舞台的人往往仅听导演的一番话就上台了。但他们似乎都被这燃烧的舞台熔化了，统统变成了《刘三姐》剧中的舞台艺术呈现的一颗螺丝钉。这一点，成了《刘三姐》在美国演出时的一件十分有看点甚至卖点的现象和别具意味的花絮。当然，随刘三姐艺术团在美国巡演的工作人员也全部上场充当角色，成了“家丁等”和“群众等”。

　　导演说：他们的表演都挺棒的，效果挺好！

　　而用他们的话说：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能参加《刘三姐》这个伟大的作品演出，而我们参加了；也许还别具意味的是，我们的演艺生涯是从美国这个舞台开始的！

　飞歌教堂心灵碰撞出动人的火花

　　夏洛特市是刘三姐剧团在美巡演的第四个城市。这个城市是全美第二大金融中心，全美以及世界的名牌银行等金融企业都集中在这里。但在这里的华人并不多，而且由于放暑假的缘故，许多华人都外出旅游或是回国度假去了。东道主告诉我们，来观看的观众中，大部分将是外国人。

　　出乎意料的是，演出的场所是当地的一个教堂，观众席就是教徒们做礼拜的席位，舞台就是神父和牧师的讲坛和唱诗班的站台。“舞台”面积很大，但中间下陷的乐池占了一半以上地方，可作为舞台的前台平面不足50平方米，这就意味着，《刘三姐》剧原有人物站位和舞蹈站位全部得打乱重来，除了前台一点点地方，演员们更多的是在上下阶梯上站位和演戏；布景也全部不能悬挂。

　　但有了在华盛顿和亚特兰大的前面几场演出的舞台经历，我们确实是什么都不怕了，肯定能演出，而且能演好。大家甚至觉得十分刺激，说，教堂里传出“刘三姐”天使般的歌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组合，将会产生怎么样特殊的艺术效果和冲击力呢？

　　果然，当我们来到现场，不仅是教堂的豪华与较为高级的音响、灯光设备让人兴奋，而且，这个特异的舞台也着实让大家兴奋。其实，所谓的舞台主要是教堂唱诗班唱歌和演奏的地方，舞台中央是乐池，其设备全部摆在上面，无法搬走，也无法覆盖；而且台面大部分的面积是唱诗班站立的大阶梯，舞台不存在出口，只有四道门，有的通，有的不通，出门就是台阶；也可以说这里根本就不存在舞台，更不是戏剧舞台。

　　但所有的演员都为这样的舞台而激动。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悬念，是一个舞台悬念，或者说是一个悬念舞台，它首先将我们的创作激情变成一种悬念，一个有不确定效果和可能出现各种的不确定因素。但它确实刺激大家的创作灵感，使整个团队从导演到演员，却陷入了一种必须依靠临场发挥“为自己找戏”的创作状态。

　　整场演出果然非常成功。当“刘三姐 ”优美的歌声飘荡在教堂内外，观众们以及台上的演员们无不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动之中，似乎连剧情也被这种特殊的氛围融化了。美丽的歌仙刘三姐是地地道道的天使，当年，张艺谋为他的《印象刘三姐》选择舞台的时候，在桂林阳朔漓江水岸曾激动万分地大喊道：这是上帝留下的最后的舞台。他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这里难道不也是上帝预留给刘三姐的舞台吗？

　　除了整体的表演激情，那个并不规则的舞台变成了一个立体感特别强烈的舞台；洁白的大色调，与刘三姐艺术团在美国首场演出时的黑色色调形成反差，但同样地将刘三姐剧艺术本真所具备的一种非常的纯粹凸现在舞台上，显示出别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魅力。

　　天使降临，和歌而至，上帝总是最善于让人们看到最美的，观众们被震撼了。演出结束，人们涌上舞台争相与美丽天使留影。一位蓝眼金发的美国小伙在台上竟用只有求爱才用的跪姿将鲜花送给刘三姐的扮演者王予嘉。教堂的大主持李志坚牧师看完演出后非常高兴和兴奋，他不仅给演员们准备了丰盛的夜宵，而且还特地送给每个演员一本袖珍本精装的《圣经》，他说，如果说刘三姐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那么我送的这部书，则是一本关于人类与上帝永恒的爱情的书，圣经与刘三姐，真是太有意思了！

　　来到美国我们才知道，实际上包括美国华人在内，大部分美国人并不了解刘三姐，没有听到过刘三姐，他们只是因为或是认为这是来自东方古国的吟唱，但他们没有想到这声音是如此优美；他们只知道是来自大洋彼岸的一个传奇故事、却没料到这故事竟如此动人，他们只认定刘三姐是一场舞台艺术表演，却没想到这场演出是如此让他们震撼。每场演出之后，他们异口同声地盛赞刘三姐是他们看到国内艺术团在美演中是最激动人心的一幕。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演出之后都久久地滞留在舞台上不愿离去——他们的反应和表情证明了刘三姐的魅力所在。

　　集聚新动力让刘三姐的歌声传遍世界

　　刘三姐不仅是壮族千年的歌仙和歌星，而且是壮族的自由女神和美神。她的美丽连同她优美的歌声，倾倒了一代代崇尚自由、追求真善美的人们。也因此，刘三姐的故事以极为经典的结构被传颂了千年。

　　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它被推向了舞台，广西彩调也因此企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峰。后来，它被搬上了电影银幕，成了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以至于中国内地50年代生的人，几乎没有谁没看过广西彩调剧《刘三姐》，没听过刘三姐的歌声。

　　刘三姐为自由而歌唱、为自由而抗争的主题，有着超越国界和民族的、深刻的、全人类与共的普世内涵，这一品牌价值特征决定了它注定是属于全世界的。

　　我们的确是多么想一步就登上全世界最豪华的舞台，登上百老汇的舞台，在百老汇最著名的剧场里上演我们的《刘三姐》，在西方主流社会贵族中引起巨大的反响。但反过来想，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能在最豪华的剧场里上演，我们究竟还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品格回到民间去，在简陋的校园、广场和民间舞台上为平民和学生演出？百老汇名剧的奇迹史也告诉我们，更多的成功演出及剧目，一般的都是在美国各地巡演成功后，才能在百老汇立足，并借助百老汇的品牌使其赢得世界性的大市场。

　　实际上，刘三姐剧团这次登陆美国进行文化交流，正是刘三姐艺术品牌最终进入百老汇这个西方商演市场中心地带的前奏曲，或者说是《刘三姐》挺进欧美市场的一条迂回线路，或者说是一种更为大众化的线路，更准确地说，是走由“各地城镇”然后通往核心地带纽约曼哈顿百老汇44街至53街，或者是百老汇的41街和56街的乡村包围城市的民间道路。当然，这条道路充满了不尽人意的艰辛，非常地苦人心志，非常地劳人筋骨。但往往这种民间的文化激情才是最恒定的文化激情，民间的文化动力是推动社会文化进步的最基本的动力，民间文化力量的成长是社会文化进步最重要的坐标。民间文化方式一旦主流化，它将成为全民性的福祉。但是，民间的文化方式最忌“阔气”，最讲实在，这是与官方方式最根本的差别。如果我们不是带着“市场、市场、成本、成本”而是带着别人接待甚至工作环节上“要阔”、要如何如何…… 就有可能在一场市场拼搏中首先输掉一种品质、一种机遇、一种气度、一种激情，最后输掉的还是市场。从策略上讲，我们的确可以选择在美国的中西部再走一段，最后进入百老汇。

　　《刘三姐》在美国的确是获得了成功，当然，这仅仅是开始，但这一开始性的成功足以说明这位千年歌仙和千年歌星巨大的魅力和它所具备的人类性的共鸣、普世的人格魅力。《刘三姐》应该进入世界当代艺术品牌的行列。

　　在通往以百老汇作为舞台和市场象征的道路上，它需要的付出和智慧还很多，但它毕竟是目前国内具备走向这一目标品质为数不多品牌。况且，我们已走出了第一步。同时，可以肯定的是，《刘三姐》在美是有相当大的市场基础的。

　　让刘三姐的歌声传遍世界，这已经是看得到的希望。（彭洋）

一面之词 zz

2009-11-05T13:50:00.000-08:00

一面之词

胡平

香港明镜出版社 1999年

题词：

给我的儿子胡畔
女儿胡念

自序

十年前，我在台北圆神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哲思手扎>，这本<一面之词>可算其姊妹篇。

其实，我先前给那本<哲思手扎>取的书名就是<一面之词>，是出版社给它改名为<哲思手扎>。也好，这倒省得我再为新书命名而费心了。

我不怕写文章，但是怕取名字。我取的名字通常都太平铺直叙，不过，<一面之词>却是我的神来之笔。八六年夏秋之交，几位搞哲学的朋友不约而同地都写了若干随笔随感一类的东西，大家商量好出一套名为<随感录>的丛书。我交出我的那部<一面之词>手稿，内容另当别论，书名则受到朋友们的一致称赞。八八年，<随感录>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那时已到了美国，因为当上“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主席，被中共当局剥夺了在国内发表作品的资格。于是，我那部书稿又经由当时在北美<世界日报>工作的薛晓光女士交给了台北的圆神出版社。

眼下这本<一面之词>收入语录四百条，都是我在这几年间断断续续写成的，大部份曾刊登于<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有两位来自国内的朋友读后很喜欢，打算删掉其中敏感段落，替我造一笔名在国内出书，事后未见下文。估计是因为这些文字既在海外发表过，要瞒过当局也不容易。

趁着这次结集出版，我对写成的文字又作了少许的修改。妻子王艾照例提供了不少中肯的建议，校友徐培更对一些段落与我逐字逐句地切磋推敲。我把四百条语录大致按内容分成十个专题，这样或许使读者感到更方便。

两相对照，我觉得这本<一面之词>要比那本<哲思手扎>略胜一筹，但不知读者以为如何。

胡平

1997年12月31日

于纽约雷歌公园

一面之词

目录

自序
一古代与现代
二思考与行动
三感性与理性
四品性与德性
五人生与际遇
六艺术与写作
七压制与抗争
八权力与权利
九世态与心态
十反论与悖论

一古代与现代
1
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最大区别在于:
在古代中国，人们把一切成就归于祖先;
在现代中国，人们把一切挫败归于祖先。
2
如果你既不满于真实又不屑于虚构，你就会成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
3
古人说，知耻近乎勇。有些现代人把它倒了过来。如今，人们常常把不知羞耻称为勇敢。
4
前人回首往事，常以不曾逾越规矩为荣。
今人回首往事，常以不曾逾越规矩为憾。
5
古人之惑在于所见所闻太少，
今人之惑在于所见所闻太多。
6
和“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老话相反，现代妇女是回到家中面对丈夫时才卸妆。
7
由于没时间，现代人一般都爱读短文章。
由于没时间，现代人一般文章都写得长。
8
印刷机的发明，开始了文人写历史的历史。电视机的发明结束了它。
9
古代书太少，所以，老师的责任就在于教学生读书。
现代书太多，所以，老师的责任就成了教学生读什么书。
10
诚然,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任何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这绝不等于说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所谓历史，不多不少，正是一切人的意志的总和。
11
享受文明不一定使我们成为文明。正象吃蟹肉不一定就变成螃蟹一样。
12
这不是没有英雄的时代。这只是不把英雄当作英雄的时代，因此，这正是英雄尤其是英雄的时代。
13
由于汉字的繁难和刻竹简的劳累，所以先秦诸子的文章都相当精练。随着书写的简化和印刷术的发达，精练的文体越来越少见。
14
现代人的旅游，不是为了发现他不知道的景物，而是为了证实他早已知道的景物，所以，现代人旅游的愿望大而乐趣小。
15
没有人愿意割断过去，因为那等于是另一种形式的死亡——一般的死亡是割断未来。
16
不要从报纸上了解世界，它充其量只是了解世界的索引。
17
人要一夜成名，过去靠科举，现在靠媒体。
18
当代世界，对平凡者而言是喜剧，对自命不凡者而言是悲剧。
19
传统是人生不可缺少的指导。因为有许多事情，倘非要自己弄明白后再去做，就为时太晚了。
20
如今，人人都说，倘若鲁迅还活着，必然会被打成右派;可是，死了的鲁迅却曾被用作打右派的棍子，难道那全是偶然?
21
历史常常比现实更现实，因为现实常常比历史还历史。
22
“无产者”和“贵族”是两个矛盾的概念。说“无产者贵族”好比说“圆形的方”。
历史上不乏无产者获得权势而成为贵族的先例。一般来说，他们在获得贵族的地位后立即就注意学习先前贵族的言行举止，接过那一套贵族的文化，于是他们就逐渐地变成了贵族而不再是无产者。
然而，共产党的统治，至少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却造就了一批可以称之为“无产者贵族”的人。他们声称自己身居高位而不改本色。曾经一度，人们指望这批人能够一身而兼具“无产者”与“贵族”两者的长处。不幸的是，放眼望去，只见更多的倒是这二者的恶性综合:他们业已失去了无产者的朴实而只留下了它的粗野，他们没有学得贵族的高雅而只学得了它的骄横。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具有自己的文化遗产，哪怕他们仅只是漂亮的服饰，文雅的措辞，甚至不过是某种有闲又有趣的游艺。行将就木的“无产者贵族”们，你们又会留下些什么东西呢?
23
人人都在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区别只在于吸取什么教训。
24
大禹治水完工后，又逢总统大选，大禹意欲连选连任，不料遭到许多人的攻击。攻击者说，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象这样老婆孩子都不顾的人，难道还会顾我们大家吗?”
25
对历史上的独裁者表示崇拜往往是出于幼稚可笑的角色认同。你崇拜独裁者，是因为你把自己想象成独裁者或独裁者的宠臣。为什么不把自己想象成独裁者治下的牺牲者呢?老实说，后者的可能性大得多。
26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下里巴人，和者盖众，古今皆然。所不同者，在过去，下里巴人虽不知欣赏阳春白雪，但尚知对之表示敬意;在现代，则反客为主，不但不理睬你，甚至公然嘲笑你了。
27
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其实未必，因为失败者也能写历史。但历史肯定是活人写的，死人不可能写历史。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偏偏是那些死人最多的历史悲剧往往只留下很少历史记载的原因：因为那些最有资格的见证者们都默默地长眠于九泉之下了。
28
历史不会被遗忘，但是会褪色。我们并不曾失去往事的记忆，我们失去的是当年的激情。
29
和古人相比，今人成家晚，立业晚，事事都晚，因此，身为现代人，你必须死得晚。
30
当代中国人的悲喜剧在于:我们生活的时代在不断的变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是在每一个时代，大多数人都以为那是变不了的，是不会变的，所以他们总是拼命改变自己以适应时代。这样，在下一个时代到来时，他们又无法适应了，于是他们只好再改变自己。照理说，在经过了如此频繁的变来变去之后，一般人总该有自己的某种主见了。可惜不然。君不见在今日之中国，许多人不是又在努力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时代吗?因为他们以为，现在这个时代是不会再变的了。
31
新闻是历史的泡沫，历史是新闻的沉淀。
32
战争，在古代是艺术，在现代是技术。
33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儿女孝敬父母;现代的家庭，父母孝敬儿女。
作为儿女，我们仍然很传统;作为父母，我们已经太现代。
34
谁能说清楚，究竟是历史还是历史书对后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35
人们用两种方式书写历史:一是行为，一是文字。当代中国历史的困境在于，我们有着相当丰富的英雄行为，但却只有相当贫乏的文字记录。多年以来，中国的异议人士，少有几个不是靠着中共当局的反宣传和海外记者的抢新闻而出名的。我们没有自己书写的历史，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自己确定的坐标。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挖掘被专制者刻意埋没的真实，重视戏剧性场面背后的努力，我们必须要有自己书写的历史。
36
让人类不至对自己灰心的一点是，历史不是不重复，而是它毕竟也有不重复的时候。
37
如果有来世，就该有前世;
既然无前世，所以无来世。
38
时间——世上唯一不能储存的东西。
39
造物主为了保护其他生物不遭侵犯，所以把其他有生物的星球都安置在人类达不到的地方。
40
任何人都会发布预言。那些在预言不兑现时仍能作出头头是道的解释的人，我们称之为预言家。

二思考与行动

1
真理从不发愁没人讲出来，它只发愁没人听进去。
2
失败与成功同属罕见，因为它们都只属于肯上进的人。
3
思考，不是无声的独白，而是无声的对话。因此，在那些缺少真正对话的地方，人们的思考能力常常是很弱的。
4
一个要成功伟大事业的人，必须克服四道障碍:在第一阶段，他不要因为众人的夸奖而沾沾自喜;在第二阶段，他不要因为众人的责难而怒气冲冲;在第三阶段，他不要因为众人的冷漠而心灰意懒;在第四阶段，他不要因为众人的崇拜而忘乎所以。
5
人世间最有趣的分工是“说大话”与“做大事”的分工。我们似乎并不要求说大话者都要做成大事，以至于到头来我们竟会认为，说大话本身就是做大事。
6
聪明人既是举棋不定，无怪乎傻瓜决定一切。
7
成功的教育不在于作成好饭菜而在于养成好胃口。
8
对每一个人而言，最理想的事业应当是下述三者的结合:
从道义上，你相信它是你应该做的;
从才力上，你认为它是你适宜做的;
从兴趣上，你觉得它是你乐意做的。
9
成功=奋斗+运气。
一向运气好而轻易成功的人常常不承认自己有运气，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自己的奋斗。
长期奋斗而终于成功的人却很承认运气的作用，因为他们深知光靠奋斗还是不够的。
10
爱惜羽毛的鸟飞不了太高。
一个人过分在意自己的外在名声，固然可以免于大恶，恐怕也难于至善。
11
大事不糊涂常常是以小事糊涂为代价的。
反之亦然。
12
从不受骗的人往往不是由于头脑太精明，而是由于心地太阴暗。
总是受骗的人往往不是由于心地太善良，而是由于头脑太蠢笨。
13
想要上台讲话的人有两种:
一种是有话;
一种是想讲。
14
当专家并不难，只要你成年累月专做一件事，然而一般人就是没有这份耐性。
15
任何享受都不可能是工作，但有些工作却可以是一种享受。
16
照老师做的去做，你将来会成个老师。
照老师说的去做，你将来会成个圣人。
17
人类有许多虚妄的理想。有些因为从来没有实现过，所以至今魅力不衰;有些正因为得到实现，其被忽略、被掩盖的种种弊端一下字暴露无遗，反倒一蹶不振，彻底破产。这大约是人类思想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上最引人深思的一个现象。
18
人真是语词的动物。天下许多坏事，只要顶上一个好名称便可畅行无阻。
19
当坏人比当好人容易多了。当好人必须永远不做坏事，当坏人不妨有时也做做好事。
当有些人对我们说某坏人其实不见得是坏人，因为他也做过几件好事时;我要反问的是:难道你见过永远做坏事的坏人吗?
同理，诚实者意味着从不说谎，说谎者却不意味着从不诚实。
20
世有好学生而后有好老师。好老师常有而好学生不常有。好老师并不成就好学生，好学生才成就好老师。
21
看一个人做什么，我们能了解到他的一半;
看一个人不做什么，我们能了解到他的另一半。
22
在揭示一个人的人格时，语词可以是最弱的证据，也可以是最强的证据。它是最弱的，因为说假话、说大话是那么的容易;它是最强的，因为在某些特定的境遇下，一个人说什么、如何说、多说几句还是少说几句，当下就决定了他全部的命运。此时此地，语词即其人。
23
事实不一定能胜过雄辩，因为天下并没有赤裸裸的事实。事实总需要解释，而如何解释则照例是雄辩的事。
24
导致失败的原因很多，害怕失败肯定是其中一条。
只有不怕失败，你才有可能成功。
25
谁说事实胜于雄辩？我就更相信雄辩而不大相信事实。因为事实可以伪造，雄辩却不能。
26
一般来说，希望导致信仰，但是太深的希望会导致信仰成为不可能。我太希望有上帝了，所以我很难相信有上帝。
27
忍者的画像:闭上眼睛，竖起耳朵。
28
成功之后必有无聊，使你怀疑成功是否实在。失败则永远真实可靠。
29
和聪明人对话的最大好处是，你会发现你自己也很聪明。
30
理性地争论政治问题应该就事论事。我们应该根据对方的论点论据进行争辩。追究别人的动机或背景，这对于了解一个人是有用的，但对于了解一个问题却是多余的。如果我们在讨论问题时总是把对问题的看法和对人的看法混在一起，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31
时髦向来是由不赶时髦的人创造出来的。
32
我们应当追求公平的制度，我们不可奢望公平的人生。
33
失败，是你没有做到你应该做到的;
挫折，是你没有得到你应该得到的。
34
许多人说，满腹经纶不求人知才是最值得称道的;但问题是，这种人又怎么能让我们知道呢?
35
想当年，我们都信仰过毛泽东，但是我们的信仰往往不是批判性思考的产物，而是我们不曾怀疑。不曾怀疑的原因是我们下意识地知道怀疑会招致可怕的后果。也就是说，我们由于不敢怀疑而不去怀疑，由于不去怀疑而没有怀疑，到头来连我们自己都以为我们真是百分之百的信仰了。
36
真理必须面向公众。你不能对光说：“只照你自己。”
37
成功是成功之母。
38
万事开头难，结尾更难。
39
唯思考方可万全，是行动便有取舍。
40
惩罚，可以止恶行，不足以止恶念。
奖励，可以增善举，未必能增善心。

三感性与理性

1
老话说，国法不外人情。确切地说，国法是不讲人情的人情。
2
母爱始于自觉怀胎，父爱始于婴儿出世。
感情的基础是感觉。
3
初恋是友谊，但多一层性的吸引。
初恋是爱情，但少一层性的自觉。
4
自以为永恒的爱情未必都是永恒。
毫无永恒感的爱情想必不是爱情。
5
有句话叫“无欲则刚”。这话完全讲反了。无欲则无所谓刚不刚。如果柳下惠是天阉或是同性恋，“坐怀不乱”还有什么可称道的呢?有欲望才谈得上有诱惑，有诱惑才谈得上刚不刚。
6
当诤友并不难，难的是你诤了之后别人还把你当作友。
7
孤独和孤独感并不是一回事。孤独是一种存在状态，孤独感是一种心理状态。最深刻的孤独感往往不是产生于离群索居，而是产生于喧闹的人群。“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最深刻的孤独感是：当你生活在喧闹的人群之中却又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8
没有所谓“集体的羞耻”。譬如，当一个中国人说他生为中国人而感到丢脸时，他其实是在怪别的中国人给他丢了脸。这与其说是责己，不如说是责人。
9
热情和理性并不是冤家而是朋友。那些看上去热情有余、理性不足的人其实往往也缺少热情，缺少深刻的、持续的热情。
10
在推卸责任时，列举的理由越多，说服的力量越小。
11
离婚既是自我的部分死亡，又是自我的一次新生。是苦是乐，端看二者比例而定。
12
恐惧多半是面目模糊的。如果你有勇气正视它，仔细看清它的面目，那恐惧就不如先前一般恐惧了。无怪乎罗斯福要说“最大的恐惧是恐惧自身”。
13
一般人只知道，在任何争端中，有利害牵涉的人不容易公正。他们不知道，那些全无利害关系的人却可能更不公正。
14
在这个世界上，做男人要比做女人难。生而为男人，他必须从事更多的工作，经历更强的竞争，肩负更重的责任，承受更大的风险。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难道迄今为止的历史不都是男人为主体的舞台?的确如此。但唯其如此，每一个男人才更不可能指望得到什么优待。最后，有人会反问：为什么我们从来只听到有女人抱怨自己生而为女人，却听不到男人类似的抱怨？殊不知这正是做男人的最难之处，为了不被嘲笑,他甚至不能抱怨。
15
有关男人的标准太高，所以男人唯恐别人说他还不够男人。
有关女人的标准太低，所以女人唯恐别人说她只是个女人。
16
对男人，婚姻常常是地位的结果。
对女人，地位常常是婚姻的结果。
17
人们常常需要为自己树立敌人，为的是给心中的种种恶意提供一个堂皇的发泄口。
18
猫忠于房子，狗忠于主子。你可以要求一个人既是房子又是主子，但你不能要求一个人既是狗又是猫。
19
有两种政敌：一种是因为反对你的观点而反对你，一种是因为反对你而反对你的观点。
20
如果我们总是教育孩子说，讲真话不会吃亏，那么，将来他们就会根据会不会吃亏来决定要不要讲真话。
21
真正的宽容是很不容易的。当你对某件事热情执着时，你往往很难宽容;在你轻易表示宽容的地方，往往是由于你对那件事根本无动于衷。
22
孤独感是人生之盐——既不可太少，又不可太多。
是故，少年人玩味孤独，中年人排遣孤独，老年人逃避孤独。
23
孤独是主动的孤立。
孤立是被动的孤独。
24
逃兵的逻辑是:战场太危险，打死我也不去。
25
谣言的主要目的不是让人相信而是让人疑惑。
26
与其说谣言止于智者，不如说谣言止于贤者。因为传遥不传谣，与其说取决于判断力的高下，不如说取决于责任心的强弱。
27
没有理解，焉有谅解?
没有直道，何来恕道?
28
天才是一种强迫症。得了这种病的人必须去做他要做的事情，想不做都不行。
29
除了纯动物性的感官快乐外，凡略带精神性的、人性的感受，包括审美，都离不开他人的分享或参与。连孤芳自赏的心理也需要他人的介入。什么是孤芳自赏?孤芳自赏就是你坚持一种与众不同的追求，别人不理解、不以为然，别人向你投来惊讶、好奇、不满乃至憎恶的眼光。恰恰是这些未必令人愉快的种种眼光，才使你有了孤芳自赏的自怜又自傲的感受。阮籍对他瞧不起的人翻白眼。如果没有这号人走近你的身旁，你把白眼翻给谁看?如果别人根本没有察觉到你的白眼，你翻了又有什么用?
30
婚姻很难单靠爱情来维持;
倒是爱情常常要靠婚姻来维持。
31
众所周知，原谅敌人常常比原谅朋友更容易;因为我们和敌人的矛盾主要是公事公办式的，而我们和朋友的矛盾却主要是个人性的。
32
动物保护主义者有两种，有的人是因为爱人而爱动物，有的人爱动物是因为恨人。
33
这个世界起码有一半人是迷信者，也许还更多。时代的变迁只是改变了迷信的对象，而迷信本身却依然如故。迷信者最渴望智慧。对迷信者而言，只有那些他们不理解的东西才算得上是智慧。这就是那些昏话胡话总是比清醒的话明白的话更有市场的原因。
34
会脸红的人是好人。
35
痛苦可以独自品尝，幸福必须与人分享。
如果没有别人和你一同快乐，你也就不会感到任何快乐。
36
作为感情，恨和爱都离不开和对象频繁的感性接触。我们很难恨那些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大暴君反而比小爪牙更不容易招致人们切肤之恨的原因。
37
任性只是虚假的强悍，因为它总是指向缺少强大反击力量的对象，或者是那些虽然强大但不会进行反击的对象;否则它从一开始就会陷入自我否定，从而也就不可能发展成一种习性。
38
倘若这个世界没有了敌人，只怕我们便会憎恨原来的友人;正如同我们的四周没有了友人，我们便会觉得那旧日的敌人也有几分可爱。
39
敌人可能是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最热衷于寻找我们的缺失，这就促使我们随时保持清醒。
同样的，有些朋友可能是最坏的敌人，因为他们太宠爱你因而太姑息你，到头来反而害了你毁了你。
40
葡萄只有一种，对葡萄的感觉至少有四种:
1、吃不着的葡萄是酸的,
2、吃不着的葡萄格外甜，
3、不花钱的葡萄最好吃，
4、花了钱的葡萄才好吃。

四品性与德性

1
有的人受不了牙痛去拔牙，有的人害怕拔牙而忍受牙痛。大致上讲，世间之人就这么两种。
2
乐观主义者多半有一副好心肠和一个坏记性。
3
当我们属于少数时，考验我们的信念和勇气。
当我们属于多数时，考验我们的公正和度量。
4
少有被欺者不先自欺也。
5
英雄行为有如浪花，只有在生活之流遇上岩石暗礁时才会发生。
6
锐意进取者常常无暇报复。
7
不老练的人的最大毛病不是稚嫩，而是故作老练。
8
你在孔雀开屏时偏偏只去看它的屁股，那不是孔雀有缺陷而是你自己没品味。
9
所谓高贵，不是一种外在的身分，而是一种内在的品质;不是舆论加诸的荣誉，而是自己树立的目标;不是一个凝固的头衔，而是一种持续的追求。
10
传统社会有一套道德标准，现代社会也有一套道德标准。
或许，没有哪一套道德标准是绝对的坏。最坏的是从纯粹的利己出发而采取双重标准。
这就是社会在转型期间往往出现道德沦丧的基本原因。
11
强盗只是想抢东西并不是想杀人。强盗只是因为害怕别人告发才杀死目击者。人世间一切大的过错，几乎都是为了掩饰先前的一件过错、一件较小的过错而犯下的。
12
什么是完美?完美不是一种状态，完美是一个永恒的过程。那些终身不懈地追求完美的人就是完美的。
13
因为愚忠而送掉性命的自然也有，但大部分的愚忠却是自保之道，因而事实上这些人既不愚也不忠。
14
立志，就是下决心和自己过不去。
15
那些很不诚恳的人给别人的初次印象差不多都是很诚恳的。
16
谁不甘于平庸，谁就不再平庸。平庸不平庸，不仅要看状态，更要看趋势。
17
真正的勇士不一定喜欢冒险，他只是在危险到来时不退却而已。
18
不正经的人可恶，太正经的人可怕。
19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的另一个意义是，改变信仰的内容是容易的，改变信仰的方式或态度却很难。一个极端主义者一辈子可以改变好几次信仰的主义，但始终不变的是那种极端的态度。一个具有开放态度的人，即使他信仰的是一套封闭的主义，他也仍能保持其心灵的开放。反之，一个心灵封闭的人，哪怕他信仰了一套开放的主义，他也不改其封闭。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与其说是在和不同的主义打交道，不如说是在和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性格打交道。
20
骄傲就是你觉得有很多人在羡慕地注视着你。
21
在这个充满危险与诱惑的世界上，意志薄弱等于缺德。
22
“有容乃大”固属应当，“有大乃容”似更常见，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是也。
23
杀生或许只是出于需要，喜欢看杀生则是出于残忍。
24
有些人穷时还慷慨，富后反吝啬。这也难怪，因为由穷变富的过程常常就是改掉慷慨学会吝啬的过程。
25
其实，没有人妒忌美德，因为美德只关乎立志。人们妒忌有德者，他们妒忌的是美德带来的声誉而不是妒忌美德本身。
26
再没有比正义感和妒忌心更相反又更相似的了。正义感和妒忌心都是一股不平之气。正当的不平是正义感，不正当的不平是妒忌心。
27
嫉妒只有戴着假面出场才可能对被嫉妒者造成损伤。一旦假面脱落，那损伤就反过来指向嫉妒者自身。
28
健忘是弱者的生存之道。阿Q要象阿Q的样子活着，就离不开阿Q精神。
29
撒切尔夫人在论及批评时说道:“我一见到恶意中伤就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一旦别人对你进行个人攻击，那就表明他们在政治上已经理屈词穷了。”
这应是铁娘子的经验之谈。
30
一般人对流言蜚语总是半信半疑，所以，流言蜚语会使好人苦恼不已，而使坏人暗自庆幸。
31
沉沦并不总是痛苦的，事实上，只要你还感觉痛苦，那就说明你还没有沉沦。
32
不怨天尤人乃是一种极大的美德，也是一种极高的要求。在构成一颗刚毅的灵魂的诸多因素中，不诉苦肯定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种。
33
坦率与粗野，只有一线之隔。
34
真正的荣誉心并不排除成名欲，但与虚荣心不同的是，它始终把目光集中在伟大高尚的目标。它有所为，也有所不为;有时，甚至甘愿默默无闻。
35
欺骗必定是隐瞒，隐瞒未必是欺骗。
36
才干，是我们给自己成功所作的解释。
运气，是我们给对手成功所作的解释。
37
与其名大于实，不如实大于名。
当然，不老实的人，不自信的人不这么想。
38
每个人都长了好几副面孔，它们都是真的。
39
那些声言对万事不认真的人，在金钱上照例是很认真的。
40
乐观主义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信念。

五人生与际遇

1
孩童时代的好强、好奇、好动，哪怕我们仅只保存其中一项，到头来，我们都能成就一番事业。
2
儿童并不象成人想象得那么快乐，
成人并不象儿童想象得那么成熟。
3
人生最大的失败不在于你没有得到你想得到的，而在于你没有去做你想做的。
在我看来,幸福的一生就是一直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4
说“岁月如梭”、“岁月如流”都不够准确，因为岁月不是匀速运动。岁月是加速运动，如高山滚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只觉得时间越过越快。
5
一个人精神衰老的标志是:你觉得一切都不再新鲜。
6
“四十而不惑”的意思是，人到了四十岁，应当知道自己适宜做什么，不适宜做什么。“不惑”是指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不再困惑。
7
所谓中年危机，就是一个旅行者走了一半路，然后发现自己的干粮没带够。
8
人上了年纪的一个重要感触是，你发现你原来只是听说过的那些事情全在你周围的人们中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9
青年的确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没走到的人巴不得早点抵达，走过了的人个个舍不得离开。
10
儿童从故事中理解生活;
老人从生活中理解故事。
11
勤奋者从不认为自己勤奋，他们只是觉得别人比自己更懒惰而已。
12
人生不是百米赛而是马拉松。笨鸟要获胜，不必先飞，但要后停。
13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小时都不怎么样，大以后就更不用说了。
14
当你发现在你经常打交道的人群中，四周都是更年轻的面孔时，你不必为自己的年长而感伤，因为那至少证明你的心理还很年轻。
15
身体老不算老，心理老才算老。
心理不老不是不老，身体不老才是不老。
16
永恒的人生之迷，就是每代人都要苦思苦索，而最终不了了之的那些问题。
17
一个人倘在少年时是极度狂热的，在成年时就每每是玩世不恭的，在老年时就常常是贪得无厌的。
18
不少第一等的人才，辛苦工作一辈子，到头来却没能做出第一等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他们让第二等重要的事情占去了全部的时间。
这种人天生勤奋，绝不会虚度时光;这种人做事有原则，绝不会在无聊的事情上耗费精力;但是，他们却可能让大大小小的第二等重要的事情缠住了自己。今天有这篇文章要交差，明天有那个活动要应付，一日复一日，一桩复一桩，最后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没有时间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了。
有志向、有才气做出头等重要工作的人，务必要学会约束自己。
19
父亲喜欢儿子象自己。
儿子未必喜欢自己象父亲。
20
成年不等于成熟。
成年人不过是多了些见识的小孩子。
21
在生活中，有些人是观众，有些人是演员。
观众与演员的区别在于，观众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演员，演员在大部分时候也是观众。
22
年轻人每日每时都感觉到他周围的世界在扩充，所以他视人生为实在。
老年人每日每时都感觉到他熟悉的世界在消逝，所以他视人生为幻梦。
23
从二十五岁到五十五岁，女人希望于朋友的是，记住她的生日，忘掉她的年龄。
24
怎么可能指望着人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呢?幸福不是一种物理状态，也不是一种生理状态。幸福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且是一种相对的心理状态。幸福是和他人比较后的一种感觉。我们幸福，是因为别人比我们不幸：我们不幸，是因为别人比我们幸福。有不幸才有幸福，有幸福则必有不幸。所以不可能人人都幸福，正如同不可能人人都不幸。
25
也许，独生子女的许多社会问题将随着独生子女社会的出现而消失。因为独身子女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其独生而在于其独特，一旦他们不再独特,其问题也就多半不成其为问题了。
26
拉长生命的最简单的办法是熬夜。
27
信不信由你:一个新进作家写了一本书，获得巨大的成功;书的主题是“人生不需要成功”。
28
保持心理年轻的秘诀是:不要有长期固定的工作，不要在一个地方住得太久;如果可能的话，不要结婚;如果结了婚，不要有孩子。
29
不要说时间会减轻痛苦，死亡还会结束痛苦呢，你可愿意?
30
命运不同于遭遇。命运还包括了人对遭遇的反应。所以，有相同的遭遇，不等于有相同的命运。
31
二十岁时离家远行，你不想家家想你;
六十岁时离家远行，家不想你你想家。
32
“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从这句话的口气看，遗臭万年要比流芳百世容易些。做不成大好人，还有可能做成大坏蛋。说不定有些人就是想做大好人而未成才去做大坏蛋的。
33
“生活是沉重的!”——什么是轻松的呢?
“人老了真没意思!”——难道死了就更有意思么?
34
人生之难在于选择，选择之难在于把握自我，把握自我之难在于认清自己的气质秉赋，这常常要从认识自己的感觉入手。思想史家艾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讲过两个有趣的故事，颇具启示。
伯林出身于商人家庭。年轻时，伯林也曾考虑过长大后是否继承父业。一次，伯林参加了他父亲和同事们的午餐聚会，他发现他对别人讲的笑话就是笑不起来。“这可不好，”伯林意识到，“这说明我根本不是那个圈子的人。”于是他放弃了经商的考虑。
伯林起初专攻分析哲学，后来改行研究思想史。提起改行的缘由，伯林说，因为“纯哲学问题没法让我半夜睡不着觉”。
35
我们这代人的不幸在于，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恶，各种各样的恶，几乎所有的恶。有些恶原本是相反相克的，有此恶则必无彼恶，殊不料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却让我们全遇上了——虽说是在不同的阶段。在经历了如此多的恶之后，心地善良者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有信仰，但也比任何时候都更难于保持信仰。
36
人生最大的悖论是，许多禁果总要在吃了以后才知道不该去吃。
37
我们未必能得其所值。
但我们应力求值其所得。
38
当运动员真是可怕的选择，因为那意味着一个人在二十五岁之前就度过了他生命的最高峰;以后的漫长岁月只能是每下愈况，这让人怎么受得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我有那份天赋，恐怕也忍不住跃跃欲试。
39
人生的困窘有如刻舟求剑:你好不容易在一个地方刻下了准确的记号，船却已经漂移到下一个地方去了。
宝贵的人生经验很少不是马后炮。
40
水不能被火烧干，火不能被水浇熄，这是人生很难获得但又必须获得的一种平衡。

六写作与艺术

1
写自传应是最难之事:第一，你要使你做的事值得写;第二，你要使你写的书值得读。
2
写作是对完美的不断追求和对不完美的不断妥协。
3
人生只有一次，写作使它变成两次，但老是写作则可能使它减少为半次。
4
写作是人生的自我补偿。
5
对于我，写作不是挑起重担而是卸下重担。
6
用血水和泪水未必能写出最好的书。
真正的好书是用血水、泪水加上汗水和墨水写成的。
血水=苦难的经历
泪水=深刻的情感
汗水=勤奋的工作
墨水=精美的技巧
7
各种文学奖艺术奖，从来都无助于造就好作品，它只是有助于造就好销路而已。
8
一辈子征战沙场的人，讲起战争的故事来常常很平淡，象是聊家常——这不奇怪，因为他正是把征战当作平常。
从没上过战场的人，讲起战争的故事来常常很精彩，很能激起听众身临其境的想象——这也不奇怪，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凭想象。
9
单调无聊是一种最难描述的痛苦经验，因为它缺少内容。它的痛苦不在于那个境况，而在于那个境况的千万次重复。
没有历史的历史才是最可怕的历史。
10
文学无非两种:一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一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11
提高书籍的趣味性，以满足那些没兴趣读书者的需要。
12
大众文化，就是令大众安于为大众的文化。
13
出版技术的进步导致写作艺术的退步。
14
高明的宣传不是要说谎，它只不过是不说出另一部份真实。
15
什么是诗人?就是那些过了四十岁还写诗的人。
16
音象技术的发达强化了耳和眼，却弱化了脑和心。
17
没有不好的题材，只有不好的文字。
18
算命:一种有趣的智力游戏。
19
演员:通过成为别人，从而成为自己。
20
每一种谎言都透露了一种真实。
每一种掩饰都意味着一种显示。
21
小时候读书是出于好奇，
大以后读书是出于需要。
老了后读书是出于习惯。
22
大部分流行歌曲的特点是，它们从来不曾流行过。
23
人们厌恶谎言，回避真实;于是，他们就发明了小说。
24
作家的本事是写出人人意中有，人人笔下无;
思想家的本事是讲出人人有所感，人人无所知。
25
中国的山川是水墨画，
西洋的山川是油彩画。
26
传世之作未必畅销。它也许永远只有少量的读者，但这少量的读者永远不会断绝。世世代代，它都能为自己觅得知音。
畅销之作未必传世。因为它可能只是投合了多数人一时的口味。时过境迁，便再也无人问津了。
27
原先，摄影师的本事在于捕捉瞬间。录像机问世后，摄影师唯一要做的事，只剩下了把机子摆放在一个好位置。
28
写作不仅是表达，写作更是创造。不要等到灵感来了的时候才去写作，因为许多灵感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才产生的。
29
很多书是坏的，但好读书总是好的。
30
坊间出售的名言集，绝大部分是名人之言集。如果抹掉言者的名字，只怕它们就分文不值了。
31
悲剧之后常常是空虚，
喜剧之后免不了是无聊。
32
中国历来有诗国之称。在过去，每一个文人都是诗人。中国的语言文字天生是为了写诗用的;单音节、四声、平仄、方块、象形。人们很容易编制出各种各样的规则格律，从而创造出一种我们称之为诗的十分美妙的表达形式。读起来朗朗上口，写出来井井有条，既爽耳，又悦目。哪怕内容空空洞洞，单是这形式之美，就足以令人击节赞叹、爱不释手;再加上汉字的单音节词多，表意性强，一字多义，很可以造成简约、凝练、含蓄、朦胧，以及富于联想和暗示的效果。因此，不论你对中国文化有多么尖刻的批评，只要你精通中文，你就不能不对中国的诗推崇备至，引为自豪。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文人笔下，诗已经发展到泛滥成灾的程度。既然中国诗的形式如此之美，你几乎可以把任何东西都写成诗的形式，到头来很多诗已经不再是诗，也就是说，它们不再具有诗的意境和味道，只是徒然的具有诗的外型。另外，一种形式再好，也经不起千千万万的人反反复复的运用。无怪乎很多诗读起来毫无新鲜感，总让人觉得似层相识。这就造成了诗的危机。<易经>上有句话叫“穷则思变”。经毛泽东在五八年的一次借用，把“穷”字当成了贫穷困苦。其实，此处的“穷”本是指穷尽，指事物发展到了尽头。一部中国诗史，就是诗人们不断地旧曲新唱和形式上推陈出新的历史。到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一场新诗革命勃然而起。先是文字上的浅白，然后是形式上的解放，逐渐形成了一种和古体诗大不相同的所谓新诗。这当然也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与平民主义的兴起有关。严格地讲，新诗的历史不过百年，但是它的演变速度却十分惊人。在新诗这个大标题下，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五花八门的东西。诗在形式上的充分解放引出了一个尴尬的后果，那就是诗似乎已经失去了形式。不少读者发出疑惑:是否所有的动辄分行断句的东西都可以算作诗?“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新诗在诞生之初，一度引起人们热烈的期盼，但日后的发展却很难不让人失望。这当然是个普遍现象，非独中国为然。在现代世界，诗已经失去了它作为文字艺术的皇冠的尊崇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很可能，社会学的原因更多于美学的原因。不过对于中国的新诗而言，至少有一个原因是相当致命的。新诗失去了古诗的格律，它不再象古诗那样易读易记。毕竟，诗不同于论文，它不容许你硬着头皮再三研读之后才对它发生兴趣。好诗须有令人一见钟情且过目不忘的魅力。如今略有教养的中国人，谁不能脱口而出背诵一大堆唐诗宋词呢?然而，即便是诗的爱好者，甚至是新体诗人自己，他们能够烂熟于心、随口背出的新诗也寥寥可数——这还没把时间的淘汰考虑在内。仅此一点，新诗就注定了无法与古诗抗衡。古诗既是山穷水尽，新诗又不能柳暗花明，因而诗的前景很不乐观。在中国，诗还会存在，还会发展，还会不断地有人为之呕心沥血，只是，“诗国”的美称恐怕已经一去不返。
33
知名度，乃是知道你的名字的人的多寡程度，这和他们是否真正了解你并不相干。
内行的人评论你做的事情，外行的人谈论你的名字。
知名度，就是你的名字在外行人中间的流传程度。
34
一个人成为名人的标志是，无论他讲出何等的废话蠢话，报上都会给他登，
35
偏颇煽情的文字有如辛辣的食物，它在刺激起胃口的同时也败坏了胃口。
36
幽默好比溢洪道中的水，它只有在储存严肃的水库装不下的时候才会流出。
37
大部分中国神话都并不超越现实，它们无非是把现实从此世搬迁到彼世而已。
38
从假牙假肢，到人工心人工肾，借助于现代医学之力，人可以把自己身上的一切部件——只除开大脑——都更新替换而仍不失为自己。科学终于证明，所谓自我，无非是我的大脑而已。
我就是我的大脑。
39
前辈哲人的种种理论，常常免不了被修正、被淡忘的命运;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一种辩论和探究的风格。我们最需要学习的，还不是他们思想了些什么，而是学习应当如何去思想。
40
我们这代人的生活不是一部长篇小说，而是好几部互不关联的短篇。

七压制与抗争

1
在最应该发生革命的时候，革命往往不会发生;革命常常发生在那以后。革命几乎总是父债子偿。
2
在暴力频仍的地方，与其说是那里的人们太热烈，不如说是那里的人们太冷漠。
当改革者决心诉诸暴力时，他们与其说是对统治者不抱幻想，不如说是对民众不抱幻想。
3
在每一个激进革命家的内心深处，无不隐藏着对芸芸众生的恨铁不成钢的强烈责怨和巨大失望。
4
动乱从来不是因为人们想动乱，动乱是因为人们想安定。过分地追求安定，由于它纵容了权力的骄横，压制了独立的精神，默许了世间的不公正，摧毁了人们对秩序的信心，从而使得动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5
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固然不错，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岂不是也有道理?
6
为什么在中国古代，能成为政治领袖者，除去世袭的帝王外，不是贵族，就是流氓?因为贵族有现成的地位，流氓有自己的朋党，知识分子偏偏对知识分子最不买账。
7
自由民主，在先进国那里是一个过程，是经验积累的产物，其间有过多次的阶段性妥协，当事者双方并不是事先就自觉预见到后来的一切;而在后来者那里，自由民主往往呈现为一种现成的平面的模式。追求者一方既容易有一步到位的冲动，反对者一方又容易有防微杜渐的过敏。这就很可能导致政治的两极化。它使得必要的改革既来得太慢，又走得太快。
8
稳定或秩序，从来不是人类追求的唯一目标，它也不应该是唯一的目标;否则，我们人类就该在蜜蜂或蚂蚁面前自愧弗如了。
9
现今中共一批老人，天天在那里高喊“稳定”、“稳定”，然而正是这批人自己，年轻时都是反秩序的专家。如果他们当年是对的，那么他们现在就是错的;如果他们现在是对的，那么他们当年就错了。很可能是他们当年也错(太激进)，现在也错(太保守)，但绝不可能是他们当年也对，现在也对。
10
忍受压迫不算耻辱，接受压迫才算耻辱。
11
暴政蹂躏反抗者的躯体和顺从者的良心。
12
就人们反对极权统治的认识过程而言，一般来说，反贪官易，反皇帝难;反皇帝易，反制度难;反现实制度易，挣脱整个思想体系难;最后，也是最难的，莫过于克服多重谎言的弥天巨网，重建历史真实。
13
人民反抗专制，不输就是赢。
专制镇压人民，不赢就是输。
14
在共产制度下，持不同政见的反面不是无不同政见，而是无政见。
15
极端的爱国主义必然导致国际战争。
健全的爱国主义必须包括承认别人的爱国主义。
16
悲天悯人和愤世嫉俗是两种极易混淆但很不相同的东西。两者共同之处在于对自身优越的自觉体认，不同之处在于对他人的态度，确切地说，是对他人、对一般芸芸众生的弱点的不同态度。悲天悯人者和愤世嫉俗者对普通民众的弱点，他们的怯懦、庸俗、自私，都有着深刻的了解。悲天悯人者对这些弱点抱一种同情与谅解的态度。他们希望民众更崇高，但并不强求他们崇高，同时也接受他们的不够崇高。愤世嫉俗者则对民众的弱点更多地持一种否定乃至鄙视的态度。他们很难容忍普通民众的庸俗，恨不得强迫别人变得崇高。只要可能，他们就不惜采取各种强制手段对芸芸众生拔苗助长。激进革命家常常是愤世嫉俗多于悲天悯人。这也是革命为什么有时竟会导致专制的一个原因。
17
有人说，再坏的政府也胜过无政府。这等于说再坏的政府也不应该反对。好政府倒是可以反对的，因为好政府同意把和平反对纳入体制之内，纳入正当的秩序之中，因此，反对好政府没有使社会脱序的危险。越是坏政府才越是反对不得，越是不准许反对的政府才越是不应该反对。
18
太小的鱼，鱼网网不住;太大的鱼，鱼网网不下。反体制者无非这两类。
19
亨丁顿有言:人世间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不可以有自由而无秩序。
于是，有人回答说，让我们舍弃自由保持秩序。但是这并非对亨氏问题的回答，而是对亨氏问题的取消。因为解答亨氏问题的唯一思路应该是:我们如何才能建立有自由的秩序。
20
暴政酝酿动乱。相比于动乱，暴政似乎倒是一个较小的恶。于是，暴政自己就给自己找到了最方便的存在理由。
21
在极权统治下争取自由，好比挖凿隧道。在黑暗中，你常常弄不清楚已经推进了多远，还有多远才能凿通;于是，你可能焦虑，可能失望，甚至可能无意之间放下了手中的铁镐。这就需要培养起一种耐性，一种和消极忍受压制的那种耐性完全相反的耐性。在培养这种耐性的过程中，我们也就塑造了自由的民族精神。
22
许多人在总结中国民主事业的失败教训时，总是指责国人的自私懦弱。我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一定就比其他国家的人更自私更懦弱，我也不知道这种自私懦弱究竟是中国长期陷入专制的原因抑或是它的结果。从现实出发，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所谓的改造国民性，而是如何在给定的国民素质的基础上，致力于政治制度的转变。固然，自由的秘诀是勇敢，但我们毕竟不能指望人人都勇敢。在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中，我们不能指望民众都具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勇气，而应注重恰当的战略策略。归根结底，人类赢得自由的历史，并不是人性改造或人们的品质提升的历史，而是人类经验与人类理性成熟和发展的历史。
23
秩序是珍贵的，自由也是珍贵的。问题是，我们应该从秩序出发还是从自由出发?
从秩序出发，你很可能去压制自由，因为秩序并不逻辑地要求自由，因为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然而，从自由出发，你必须保全秩序，因为自由逻辑地要求秩序，因为无秩序也就无自由。
所以，我们不应该从秩序出发，我们应该从自由出发。
24
共产专制敌视知识，敌视知识分子，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共产专制本身乃是知识的产物，知识分子的产物。它是产生于人类知识的机体之内，又反过来吞噬这个机体本身的毒瘤。它是一种知识妄想取消其他一切知识、一部分知识分子妄想消灭其余一切知识分子的罪恶企图。
25
坐牢的痛苦在于其不可承受之重。
流亡的痛苦在于其不可承受之轻。
26
流亡是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它能给人们一种特殊的观察角度去认识祖国，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古今中外，有多少伟大的事业是在放逐之中完成的!然而，流亡者又是那么地容易堕落，变成化石，变成戏子，变成梦幻家或变成恨世者。和一切非常状态一样，流亡生活会造就强者而打垮弱者。
27
天将降自由民主于一个民族，必先使它学会坚韧，学会顽强，学会不屈不挠的奋斗，学会默默无闻地做踏踏实实的工作。一个总是在狂热与消沉的两极摇摆的民族是注定得不到自由民主的; 即使它偶尔地、侥幸地得到了自由民主，它也会很快地、必然地失去它。我们必须投入长期的韧性的斗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出黑暗的低谷;也唯有如此，我们也才能提升我们自身。
28
对完美社会的憧憬，有如对永生不死的憧憬，看上去是人类一个根深蒂固的愿望，其实却是一个虚假的愿望。所谓虚假，不只是说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而且还是说它并非我们真正的愿望。
29
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状态是和人类的本性根本冲突的。一旦把人类置身于一个完美的社会之中，人类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反叛。因为完美社会取消了不确定性，从而抹杀了自由意志的存在，所以人类会拒绝它。
30
亚当和夏娃不听上帝的话偷吃禁果，从此由天堂落入人间。
人之成为人，是从不听话开始的。
31
只有贫穷的国家才会实行共产制度。
只有实行共产制度的国家才会贫穷。
32
乌托邦社会能根治一切毛病，就是治不了无聊。
33
倘若一个民族最敬服悲剧英雄，那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它绝对是个不详之兆。一个悲剧的民族才会有那么多悲剧的英雄，而一个民族愈是片面地崇拜悲剧英雄，它的前途也就愈是充满悲剧。
34
有道义感的人在投入政治时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他们在其中只看到道义而没看到政治。
35
应当区分持不同政见者和民主运动政治家。
持不同政见者的特点是他的简单性和纯洁性。作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意味着始终坚持一种道义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但政治是不同的，政治总需要妥协。对于政治家而言，重要的是赢得胜利。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应当不怕孤立，“举国皆吾敌而不改其度”。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必须要有群众，他不能让自己孤立而必须孤立敌人。一个出色的持不同政见者未必是一个高明的民主运动政治家，但是,一个成功的民主运动政治家必然也是一个深刻的持不同政见者。
36
有两种英雄:一种是不怕死的英雄，一种是打胜仗的英雄。巴顿将军检阅部队，士兵高呼:“为祖国而死!”巴顿将军说:“不，我们打仗的目的不是要为我们的祖国而死，我们是要我们的敌人为他们的祖国而死。”
37
不少人以为毛泽东的过错在于他过度的“理想主义”，在于他忽略了人性的阴暗面，那刚好把事情弄反了。毛泽东改造人性的庞大计划，恰恰是借助于极端的“胡罗卜加大棒”手段。阻止毛泽东改造人性计划获得成功的基本因素不是人的自私、腐败，而是人的正义感、尊严感和自由意志。不是因为人太卑下，配不上他那套宏伟的理想;而是因为人太崇高，所以终究不能受制于他那套桎梏。共产制度的失败，从表面上看，似乎证明了人不可能变得那么高尚;但从深处看，其实它更是证明了人不可能变得那么下贱。如果我们只见其一不见其二，那么，我们不论是对人性还是对共产制度都还停留在一个很肤浅的认识层次上。
38
说政治是利益的争夺，理想呢?说政治是实力的较量，宽容呢?争夺利益，拼比实力，这是动物也会干并且一直在干的事。人类若想高出动物，实现更好的政治，总还需要些别样的东西。
39
希特勒早就发现，谎撒得越大越有人信，因为一般人会想，谁敢撒那么大的谎呢。
看上去相反而实际上相似的是，越大的罪恶越没有人信，因为一般人会想，那么大的罪恶，怎么可能呢。
40
昆德拉写到:“古老的革命的乌托邦，法西斯的或共产主义的:没有秘密的生活，其中公共生活与私生活混为一体。普洛东珍爱的超现实主义梦想：没有窗帘的房子，人们在众人眼皮底下生活。啊!透明的美！这一梦想唯一成功的实现：一个完全由警察控制的社会。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我讲到了这些:普罗扎卡，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在一九六八年俄国入侵之后，变成一个受高度监视的人。他那时经常和另一个知名反对派雪尼教授往来，喜欢和他喝酒聊天。他们所有的谈话都被秘密录音，我怀疑两个朋友知道此事但毫不在乎。可是有一天，在一九七零年或是一九七一年，警察想破坏普罗扎卡的名声，把这些谈话用联播形式在电台上披露。从警察方面这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事实令人吃惊;它差一点儿成功;一下子，普罗扎卡已经名声败坏:因为，在知己之间，人们什么都说，说朋友坏话，说粗话，不正经，开低级玩笑，重复，用极端的东西震惊对方来开心，表露公开场合不能承认的异端思想，等等。当然，我们都有向普罗扎卡一样的行为，和知己在一起时，我们诋毁我们的朋友，说粗话;在私下与在公共场合不同是每一个人的最明显不过的经验，正是在这一经验上建立着个人的生活;奇怪的是，这种显而易见却仍然好象不被意识、不被承认，不断地被玻璃房子的抒情梦遮住，它很少作为一种应该被捍卫的价值而被理解。所以人们只是逐渐地(因而以更大的愤怒)意识到真正令人发指的并不是普罗扎卡放肆的话，而是对他的生活的强奸;他们意识到(仿佛是受到震撼)私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世界，尊重这一不同是人作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分离这两个世界的帷幕不可触摸，摘除帷幕的人是罪犯。由于摘帷幕者服务于一个被憎恨的制度，这些人便一致被视为尤其令人鄙视的罪犯。”
切莫以为，昆德拉谴责的只是为共产制度服务的摘帷幕者;他对自由社会中出现的类似行为同样表示反对。昆德拉告诉我们:
“从这个布满麦克风的捷克斯洛伐克到了法国，我在一本杂志的头版看到了布莱尔(著名歌手)的一幅大照片，那时他的癌症已经恶化，在治病的医院门口他受到摄影记者的追逐，他用手遮住自己的脸。突然间,我感觉碰到了同样的恶，使我逃离自己国家的正是这个恶，普罗扎卡的谈话用广播发表与一个即将死去的歌手遮掩自己的面孔，这在我看来属于同一世界;我想，透露他人的隐私，一旦成为习惯和规则，便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时代，它的最大的赌注:个人或脱生或消失。”
一位苏俄异议人士，逻辑学家、社会学家兼小说家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指出: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与私下场合的表现不同，这通常被视为虚伪，“但它并不只是虚伪，或者说，它常常不是虚伪。它也可能是良好教养的表现，那是一个人防止被侵犯的自卫性社会手段之一。它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离开了它，任何正常的人际关系都不可能存在。”这就是说，通常所谓的虚伪其实未必是虚伪，而那种“以虚伪的否定形式出现的虚伪”才是真正的虚伪，“加倍的虚伪”。

八权力与权利

1
权力是有权者的语言。
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
2
自由是个质的问题而不是个量的问题。小鸟是自由的，风筝是不自由的，哪怕风筝有时比小鸟飞得还高。
3
权力并不能使一个人变恶，它只不过提供方便和条件，使一个人原有的恶念变成恶行。
4
五十年代的中共严酷而不腐败。
八十年代的中共腐败而不严酷。
“六四”之后的中共既严酷又腐败。
5
其实没有什么“党天下”。整个共产党并没有在坐天下，只有一小批党的领导人在坐天下。共产党能用专制的办法治国，首先在于它用专制的办法治党。
6
当极权统治存在时，一般人困惑的是，这样的一种统治，怎么可能垮台?
当极权统治垮台后，一般人困惑的是，这样的一种统治，怎么还能存在?
7
共产极权制度当然是建立在一整套特殊制度之上，但我们必须懂得，那个驱使这套制度运行起来以造成极权统治状态的基本动力，实际上是不间断的政治迫害。一旦停止了政治迫害，这套制度就在无形中失灵了，瘫痪了，瓦解了。
8
公民的第一权利是言论自由;
公民的第一义务是自由言论。
9
有太多的人只愿和自由偷情而不肯和自由结婚。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自由在中国还没安家的原因。
10
民主的精髓是辩论而非票决。
宁可有辩论而无票决，不可有票决而无辩论。
11
辩论不是为了赢得对手而是为了赢得听众。
12
民主并非立足于多数必定正确的假定。共产专制才假定多数必定正确。共产党宣称它之所以赢得权力是因为它赢得了多数的支持;因此它代表着正确，因此它要垄断权力，压制来自少数的批评，禁止来自少数的挑战。与此相反，民主是建立在多数人也可能犯错误的假定之上，所以它要求保护少数并给予少数变成多数的机会。
13
阿克顿的名言“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蚀”，如今已是尽人皆知。但何谓“绝对的腐蚀”?“绝对的腐蚀”主要还不是指花天酒地玩女人;绝对权力的最大危险是，它会诱使掌权者把自己的意志、自己的理想强加给全社会，以一个人的大脑取代亿万人的大脑，以一个人的自由否定所有人的自由，以一个人的理想消灭其它一切理想。于是，理想中的天国变成了现实中的地狱，理想主义者变成了最大的暴君。
14
对于“反政治的政治”，保持“不感兴趣的兴趣”;或者说，以积极的态度关心消极的自由。这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最起码的本份。
15
自由民主这套制度，信则灵，不信则不灵。
16
老子曰: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依我之见，此处的“为”最好当“目的”讲而不当“作为”讲。它是说，治理国家不要抱有特定的目的。没有特定的目的，其实也就兼顾到了一切目的。统治者不应把某种特定的目的强加给一切人。统治者的责任只在于提供一种秩序，使得每个人都可以追求各自的目的。好比警察，警察只管执行交通规则，维持交通秩序。警察只管你怎样走不管你走哪里去;也就是说，你走哪里去都行。
17
自由无价，意义有二:一是说自由无比珍贵，一是说自由不花钱。譬如言论自由，那就是终止因言治罪，不管别人发表了什么不同政见，不要去抓，不要去镇压，这就够了。实现言论自由，不是要政府去做什么，而是要政府不去做什么。有所不为是天下最省力省钱之事。凭什么说这只有富国才做得到而穷国就做不到呢?
18
伏尔泰说两党制好比“两个醋气熏天的情夫在那里争献殷勤地侍奉同一个情妇”。我要补充的是，这个情妇非要有见异思迁、朝三暮四的德性不行。
19
自由社会的最大好处是它给每一个人提供了同等的发展机会，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使得许多人常常感到挫折与沮丧。我们越是消除了个人发展的障碍，我们就越是剥夺了个人失败的借口，从而也就使得失败越是令人难以承受。
20
一致总是以牺牲不一致而得来的，所以，除非必要，不要追求一致。
21
尊严不是权力而是权利。尊严不是优越感而是平等感。尊严不在于你能支配别人，而在于没有别人能支配你。
22
绝对的权力令人腐败，绝对的无权也令人腐败，因为两者都容易使人相信权力就是一切。
23
医生的重要性在于使自己的存在变得不重要。警察也是如此。政治家尤其应该如此。
24
谁说暴君不喜欢听真话呢?他只是不喜欢讲真话的人。
25
过去，共产党要我们把毛泽东奉为神，因此对他的指示必须绝对服从。
如今，共产党又要我们把毛泽东当作人，因此对他的过错必须多加原谅。
这真是太惬意了:毛享有神的权力，但只负人的责任。天下的便宜事都让他占完了。
26
传统专制下的书报检查好比屠婴。
极权专制下的书报检查好比避孕。
27
改革前的红色中国是<一九八四>。
改革后的红色中国象<动物农场>。
28
共产党坚称，党犯了错误党自己能纠正。这就是说，党的错误只能由党自己来纠正，党不允许别人起来纠正。
30
毛泽东说，要善于团结大多数，特别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同志。
这就是说，对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同志决不要团结。
31
艺术是个性化的，科学是非个性化的，政治既是两者又两者都不是。
32
一个压制人才的制度常常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美妙效果，那就是，它使得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自认为是生不逢时的人才。
33
有人说，倘若没有周恩来，毛泽东还不知会“左”到哪步田地。
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周恩来，毛泽东是否还能“左”得下去?
34
让所有站头排的大人物都强制隐居三个月，再让第二排的人去顶替他们的空缺。这样你就会发现，究竟谁的重要性是在于他自身，谁的重要性只在于他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35
权势崇拜原本出于恐惧，因此它的反面不是愤慨，而是轻蔑。对权势崇拜者而言，揭露暴君的凶狠残酷，人莫予毒，往往并不足以撼动他们的崇拜，因为那常常是他们崇拜的原因。然而，指出暴君的庸俗粗鄙，无聊窝囊，这却是权势崇拜者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了。
36
假如你觉得由外国人来关心中国人的人权似乎不那么体面，而且其用心也有些可疑;很好，那你就该自己起来为同胞的人权而战。
37
在中共心目中，何谓西方友好人士?何谓西方敌对人士?
凡认为西方人享有的人权民主，中国人也应该享有，因而对中共压制人权民主的做法表示不满的西方人，即敌对人士。
凡认为西方人享有的人权民主，中国人不配享有，因而对中共压制人权民主的做法大表赞赏的西方人，即友好人士。
38
古今中外的大暴君差不多都是既做过大好事也做过大坏事，因此一般人在评价时便觉得很困难。殊不知大暴君之所以能做下大坏事恰恰是因为他们曾经做过大好事，所以才积累起足够的资源和威望能去做出别人做不到的大坏事。
39
给别人奋斗泼冷水的人，往往不是从不奋斗的人，而是那些自己曾经奋斗过、但没有成功、然后放弃了奋斗的人。
40
容忍容忍，
不容忍不容忍。

九世态与心态

1
当今中国最流行的是什么主义?答:犬儒主义(Cynicism)。
欧文•豪指出极权主义有三个阶段:(一)乌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诱发了狂热，而狂热则导致了(二)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然后，狂热与恐怖被耗尽，于是，(三)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儒主义。
我以为极权主义有四个阶段，在狂热与恐怖之后是觉醒与反抗，在反抗失败之后才会堕入犬儒。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靠人们的冷漠而维持。正当极权统治由于人们的反抗而摇摇欲坠之际，人们却由于沮丧而中止了反抗，并反过来嘲笑热情，嘲笑理想。这就是一个理论上不该存在的政权在实际上还能存在下去的原因。这就是“六四”后中国的现状。
2
多了世故的园滑，少了正义的冲动，一个人就成了犬儒。
3
肯思考的人才会变成犬儒，变成犬儒后你就可以不再思考。
4
犬儒的口头禅:“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教皇有几个师?”“真理值多少钱?”“自由能当饭吃吗?”
5
当强权在欺侮弱小时，犬儒的态度是:“都不是好东西，我谁也不帮。”
6
犬儒不分善恶，但他不一定是不知善恶。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恶而不恶恶。
7
犬儒不进行积极的抗争，犬儒只是消极的嘲讽，但权势是不在乎嘲讽的，“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8
犬儒本来未必全是势利，但是他既然抹杀了善恶是非，结果到头来就只剩下了势利。
9
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中间只有不显眼的一小步。
10
犬儒病:气血亏虚，中年后易得此病。
11
世故意味着发达的头脑和萎缩的良心。
12
以教条主义起始者，多半以虚无主义告终。
13
马克思主义以它的理想主义赢得众多真诚的信徒，然后以它的犬儒主义毁掉这些信徒的真诚。正象火以光亮吸引飞蛾，然后以它的热烧死飞蛾。
14
年轻人变成犬儒实在是最可悲之事，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没有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什么都不相信了。
15
犬儒不只是失望，犬儒是放弃希望，并转而嘲笑希望。
16
犬儒主义者未免太自卑了，他们不相信个人有改变现实的力量。犬儒主义者又未免太自大了，他们以为只有他们才对现实感到不满。
17
专制的目的是把人变成犬儒，而犬儒却以为只有他们才看透了专制。
18
极端主义看上去是犬儒主义的死对头，其实不然。在每一个极端主义的内心深处，无不隐藏着深刻的犬儒主义。
19
犬儒很有些象道家，原本是积极的消极，后来却变成消极的消极。
20
犬儒主义是循环论证的自我实现的悲观主义:犬儒主义不相信理想可以实现，所以他不去为理想而努力，所以理想就不会实现，所以他就更不相信，所以就更不努力，所以就更不相信，所以...所以...。
21
暴政需要为自己的残暴找出一种合理化的解释，人民也需要为自己的屈从找出一种合理化的辩护。
22
都说人类社会是有机体。此话也对也不对。无孔不入的商品交换，无远弗届的信息交流，早把世界联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但是,人类社会又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体:眼睛里落入一颗细微的砂粒，牙齿里长了一个小小的洞穴，内脏中混进了一些肉眼看不到的病菌，你就会全身不自在;然而在人类社会呢，当一些人遭枪杀，一些人受酷刑，一些人被监禁，其余的人未必都有切肤之痛。这就是为什么罪恶可以发生以及并不都能得到及时的制止的一个原因。
23
墨子主张摩顶旋踵以利天下，杨朱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在这救世与遁世之间，对于许许多多的平凡者而言，至少我们应该做到“拔一毛而利天下”。人权的保障，自由的确立，民主的建设，法治的实行，离不开英雄的献身;同样地，它也离不开千千万万的人基于正义感而做出普普通通的事情，并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24
我们都有一颗良心，良心总是在寻求安宁;但是，除非我们敢于正视这个不安宁的世界，否则，我们的良心永不会真正的安宁。
25
许多人只知道勇气是胜利的前提，他们不知道勇气其实也是胜利的结果。当士气由于失败而陷入沮丧时，唯有成功才能使士气重新振作;哪怕是微小的胜利，只要它在数量上持续积累，都会对士气的恢复产生莫大的作用。
26
冷漠不是罪恶，但它是一切罪恶存在的条件。
27
我越来越相信，实现自由的强大杠杆是唤起人们的同情心。实现自由，意味着要保护少数。少数既然是少数，他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自己保护自己，他们就必须得到多数的宽容。这就要求多数要有同情心，有恻隐之心，能够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实现自由，就是要唤起人们的这种精神。
28
人心不会熄灭，但它可能蒙上灰烬而不再燃烧。灰烬本来是燃烧的产物，但它反过来又抑制了燃烧。
拨开灰烬，你会重新看到燃烧的人心。
29
以前读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见他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等表现也冠以自由主义之名，甚觉荒唐。如今我却惊异地发现，果然有一批以自由派自居的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声称要在现实政治中“缺席”，对强权的压迫不置一词且心安理得，还要说那是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
30
暴政苛政,与其说是坏人滥权，不如说是好人失职。
31
想想看，中共是经过了长达二十二年的残酷的暴力斗争才夺得政权的，在其间，该有多少失败,多少孤寂，多少怨恨，多少绝望，再有着那套光明其外、阴暗其中的意识形态的强词夺理，使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在对抽象的人民大加称颂的同时，骨子里早就浸透了对具体的人民的极度蔑视。你怎么能指望它在掌权后还实行自由民主呢?
32
过去读历史，看到勾践卧薪尝胆，天天早上让别人提醒勿忘会稽之耻，觉得很奇怪，难道那样刻骨铭心的耻辱也是会忘记的么?现在我才知道，再大的耻辱也可能淡忘，再屈辱的生活也可能习惯。
33
良心是这样一种东西，除非你自己也去加把力扭曲它，否则任谁也不能将它扭曲。
34
在正常的社会里，不正常的人是不适应者。在不正常的社会里，正常的人是不适应者。然而，一般人又总是希望自己能够与社会相适应，于是，他们就会为了适应不正常的社会而把自己变得不正常。
35
自然害怕真空，精神也害怕真空。
在“个人的自大”横遭压制时，“集体的自大”照例会流行。
这就是“六四”后的中国，狭隘民族主义曼延的一个原因。
36
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讲话，讲的都是自己相信的事情。后来的共产党领导人讲话，自己已经不再相信，但还指望别人相信。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人讲话，大概是连别人会相信这一点也不相信了。
37
你不能指望民主制下的党派之争永远是君子之争。其实，“君子动口不动手”这话反过来就说明，只要“动口不动手”，那已经就够君子的了。
38
党派政治的通病是，起初，他们是由于不同的观点而分成不同的派别;尔后，他们则是由于不同的派别而提出不同的观点。
39
反对派每每在赢得合法存在的同时，失去道义力量的光辉;就象你把夜明珠从暗处放到明处一样。
40
“铁板一块”与“一盘散沙”貌似相反，其实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它们是同一种个人存在状态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铁板一块”意味着个人被铸入整体，“一盘散沙”意味着个人与他人隔离。两者都意味着在个人之间缺少自由而公开的交往,两者都意味着使个人不成其为独立的完整的个人。

十反论与悖论

1
哲人说，学习从无所谓太晚。所以我现在不着急。
2
希望，实现不了让人绝望，实现了又让人失望。
3
问一个医生,心里很踏实;问两个医生，你就糊涂了。
4
政治这台戏所以乱哄哄，因为它不需要入场卷，也不需要营业执照。
5
在政争中，主流派照例总是呼吁别人顾全大局。
6
其实，在政治上没有多数只有少数，只有不同的少数。赞成你的总是少数，不赞成你的总是多数;但他们也并非多数，因为他们彼此之间也互不赞成。
7
政教分离给予人们的宝贵启示是:
除非我们预先就把不能妥协之事排除于政治之外，否则我们不可能使政治总是能达成妥协。
8
“君子群而不党”，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团结而不一致”。
9
不爱中国人，怎叫爱中国?无论如何，我绝不承认那些敢于对自己国家的和平人民开枪镇压以及对这种行为不加反对的人们是爱国者。
10
经济学的经济，实际上只关乎手段不关乎目的。经济学就是研究人们如何理性地满足他们的未必理性的欲望。
11
因为人的精力有限，所以，善于制作的人不善于推销，善于推销的人不善于制作;善于做事的人不善于做秀，善于做秀的人不善于做事。
12
记忆不是一本印好的书，无论什么时候去翻阅其内容都保持一样。记忆是一支万花筒，里面的材料虽然就那么不变的几样，但每次去看都能呈现出不同的图案。
13
幸福的人是最有同情心的，否则只不过是小人得志罢了。
14
在一个机构中，讲究资历无疑是糟糕的。
当然，不讲究资历就更糟糕。
15
生活中，没有什么是不断上升的，除了物价。
16
非基督徒不要礼拜，但要礼拜天。
17
菜是好吃的草，草是难吃的菜。
药是有益的毒，毒是有害的药。
18
“姑娘就是姑且住在娘家，
老婆就是老住在婆家”。
19
垮台是一种奢侈，因为你的有台可垮。
20
拜试管婴儿术之赐，如今，连不孕症都成了遗传病。
21
在纽约，谁看谁都是外国人。
22
纽约不是北京，不是巴黎。在纽约你找不出这样一个地点，你站在上面，它可以使你产生“纽约是我的”这种感觉。
23
你是否注意到，有特异功能的人总是在无聊的琐事上才肯露一手。
24
在中国，乘火车长途旅行免不了是要熬夜的。问题只在于，你是打算在硬座车厢熬一夜呢，还是为了买卧铺票而先在票房前熬一夜?
25
光说我们希望政治家多做事少做秀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总是对做事的人不加理睬而对做秀的人津津乐道的话。
26
为电视辩护的人说，看电视可以使人在漫不经心的状态下学到很多知识。
反对电视的人说，看电视会使人在学知识的时候也习惯于漫不经心。
27
健康者在生病时是唯物主义者, 因为唯有在这时他才会注意到自己的血肉之躯。
多病者在健康时是唯物主义者，因为唯有在这时他才会有强烈的食色之欲。
28
我讨厌“高干子弟”这个词，就象我当年讨厌“地富子弟”这个词一样。
使用任何普遍性名词都包含着危险，象“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因为它带有太强的“阶级分析法”的意味，它总是在暗示人们，那些具有相同身份的人具有相同的思想。可惜的是，出于言谈和行文的方便，我们还不得不运用这些名词。
但是，象“高干子弟”和“地富子弟”这类词，在严肃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讨论中却是绝对应该禁止的。毕竟，一个人成为工人，成为知识分子，成为干部，多少还是自己选择的接果，并且还有重新选择的可能。然而一个人成为“高干子弟”或“地富子弟”却是纯粹偶然的命中注定。使用这样的名词，只能是传播和助长偏见。一方面，它会使人们觉得这些人是一类人;另一方面，它又会使这些人自己觉得他们别成一类:而这两种情况都没有什么好效果。
29
都说室内最好的装饰莫过于书籍，但除非你不把书籍仅仅当作装饰。
30
一位奏折派经济学家宣称:经济学只问效益，不问道德。道德是道德学家之事，不是经济学家之事。
这使人想起一个外科医生的笑话。某兵士身中一箭，前来求治。这位外科医生拿出手锯，三下两下锯掉箭杆就算完事大吉。兵士说:“箭头还在里边呢。”外科医生答:“那不是我的事。那是内科医生的事。”
31
自由斗士，就是为了赢得更多的自由而甘愿失去仅有的自由。
32
你可以选择朋友，但你没法选择敌人。
这便是敌人最为可恨之处。
33
共产主义事业的兴亡史告诉我们，看有多少人愿意为一桩事业而死还是很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看有多少人愿意为这一桩事业而生。
34
政治的艺术就是下棋的艺术。关键不在于你要说什么，做什么，而是先说什么，先做什么。
35
民运组织闹内斗，不少人批评说象中共。这可是对中共的极大诬蔑。
中共是天底下最不闹内斗的政治组织。它总是骄傲地向外人显示其内部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这倒不假，既然在那里永远是一个人说了算。
偶尔，它也会承认内部有斗争，不过那必定是在斗争胜利结束之后，因此外人决看不见其内斗的场面和过程;而且，毫无例外地，失败的一方总是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所以内斗不是内斗而都成了外斗，所以中共从来不闹内斗。
如果有一天，中共也象今日民运组织一样公开内斗，任何一方都无法将对方打成“阶级敌人”，实行专政或半专政，因此争吵不休，乃至分裂改组。你难道不认为那是划时代的大进步吗?
36
西谚云:“更好是好的敌人。”人们常常是贪图“更好”而不重视已经到手的“好”，结果反而失去了“好”而得到了“坏”。中谚云:“过犹不及“，意思是说，事情做过了头就和没做够一样，都是不好的。但相比之下，“不及”者尚可增补，“过”了很难倒退。因此，我们宁可失之“不及”而不要失之“过”。
37
其实，相轻者又岂只是文人?不过，运动员相轻，自有跑表软尺裁决;武人相轻，便会杀个你死我活;文人之间比高下，既没有客观的硬尺度，又不能主观地强加于人，所以只能互相批评贬损一番。此诚属不幸，但也是万幸。
38
庸人不是没野心，只不过没实现而已;伟人不是没挫败，只不过不甘心而已。因此，庸人或许不难体会到伟人为什么快乐，伟人却总是无法体会到庸人凭什么也能快乐。
39
设计一种良好的制度无非是以毒攻毒，利用小恶防止大恶;因此，再好的制度也不可能消除一切恶。据说，有一位异想天开的年轻人，找到爱因斯坦，说:“我要发明一种万能溶液，一切物质都能溶解掉。”爱因斯坦当即反问道:“那你用什么东西去装它呢?”同样的，如果一个人妄想设计出一种能够消除人性中一切恶的制度，我们就要反问他一句:你这个制度又利用什么东西去启动呢?
40
信念就是以确定的态度去对待不确定的事情。

附:

作者简介

胡平，一九四七年生于北京，七岁随母入川，六六年高中毕业，适逢文革，参加文革两年半，下乡插队五年，七三年底返回成都，又当了五年临时工，七八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主修西方哲学史，获哲学硕士学位，七九年投入“民主墙”运动，于民间刊物<沃土>上发表<论言论自由>长文，八零年参加自由竞选，被选为北京大学海淀区人民代表，毕业后两年未分工作，八三年分到北京出版社，八五年转至北京社会科学院，八七年一月赴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攻读博士学位，八八年当选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至九一年)，先后在<中国之春>杂志和<北京之春>杂志主持笔政，现居纽约，任<北京之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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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之词

胡平

1

你总以为“生活在别处”，
于是，你到“别处”来生活。
当“别处”变成了“此处”，
你却发现，你在“此处”又变成了“别人”。

2

“你在美国住了十来年，习惯了吧？”
“还不习惯，不过，也习惯了。”
“什么？不习惯也习惯了？
哦，我懂了，你是说习惯了不习惯。”
“是的，我已经习惯不习惯了
我已经习惯了不习惯。”

3

离家才会想家，
别乡才会思乡，
和他人相处，你才会意识到自我，
到了外国生活，你才会体会到自己是中国人。
没移植过的树，不觉得自己有根。

4

鱼在沙滩上扑腾，
人们都知道是沙滩不对，不是鱼不对。
咸水鱼在淡水湖里扑腾，
人们不觉得是淡水湖不对，
人们祇怪鱼不对。

5

美国是无国者之国，
纽约是无家者之家。
美国是第一第二故乡，最佳次佳居住地。

6

纽约不是美国。
纽约就是美国。
纽约才是美国。
纽约最是美国。

7

关于日本，有两个小笑话，意味颇深长。
1，问：为什么美国经济如此发达？
答：美国得天独厚，资源丰富，焉有不发达之理？
又问：为什么日本经济如此发达？
答：日本地狭人稠，资源贫乏，不发达行吗？
2、问：为什么中国人火气大，动不动就吵架？
答：中国人太多，大家狭路相逢，碰撞冲突在所难免，火气当然大。
又问：为什么日本人那么谦恭有礼？
答：日本人口密度太高，人们若不彬彬礼让，那还得了。
现今一些中国人爱讲国情，以国情为理由拒绝改革，以国情为理由为存在的毛病辩护。
在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证。相同的条件未必引出相同的结果，面对同样的挑战
人们可能作出不同的应对。

8

华侨的中国性每每停格于他们去国的时代。

9

北京郊县的一个农民在本乡的商店买东西受了某位售货员的欺负，他会生这个售货员的气，
他会和家人、和邻里骂那个售货员：“张家老二实在不像话！”
可是，这个农民要是进城去王府井的商店买东西受了气，他就会骂一声“王府井的售货员实
在不像话”；
如果他是在深圳的一家商店买东西受了气，他就会骂“深圳人”如何如何；
如果他是在美国遇到类似的事呢？他要骂的就会是“美国人”了。
越是熟悉的，越是具体的，复杂的，多方面的；越是陌生的，越是抽象的，笼统的，简单化
的，片面的，
什么是偏见？偏见就是以偏概全之见。

10

成功是成功，
失败是差一点成功。
失败者的传记和成功者没有两样，
——祇除了最后一章。

11

人类原来也有发情期，
自从发明了衣服之后就开始退化了，
后来就消失了。

12

说服一万个人容易，说服一个人难。

13

标榜永远的反体制，其逻辑结果祇能是造成一个绝对体制，一个禁止一切反体制言行的体制。
共产主义从最彻底的反叛开始，到最完整的压制告终。

14

据我所知，不少人至今仍强调文革的所谓反官僚体制的积极意义，对毛泽东身为最高统治者
却又主张不断革命、造反有理总有些敬佩。这些人不知道，大独裁者都是不喜欢官僚体制的，
虽然他事实上又离不开官僚体制，正像大资本家不喜欢中间商、但又离不开中间商一样。一
个人不断地造反、反叛权威，其逻辑后果是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是让天下祇留下自己一个
人的权威，是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还能有别的结果吗?

15

不少人谈到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对所谓底层民众的崇拜。这看上去像是民粹主义，其实
还够不上。六十年代的中国，谁最是底层民众呢?黑五类。毛思想的最荒谬之处在于，先是
以被压迫者的名义打倒原先的所谓压迫者，从而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大的压迫者，但
同时还要垄断着“被压迫者”的美称，另一方面，则是使别人成为最悲惨无助的被压迫者，
但同时还背着“压迫者”的罪名，以便进一步加强对别人的压迫，并把它叫做“反压迫”。

16

一切归于自由主义。用美国学者波科维兹(Peter Berkowitz)的话来说就是，“自由主义的
批评家们无非是自由主义的不肖子孙，他们放肆地揭发批判他们的父母，但实际上他们正是
在继续享用和挥霍父母留下的家产。”连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在自由主义的故乡英国写
成的，而不是在任何其他什么主义的国度里。既然你们承认你们并没有跳出自由主义的手板
心，那干嘛还冲着自由主义吐唾沫呢?

17

新闻自由并不能使新闻公正成为必然，但确使它成为可能。
否定新闻自由则必然使新闻公正成为不可能。

18

信主的人是幸运的，
幸运的人无须信主。

19

对犹太人，宗教是他们的历史。
对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
对于缺少宗教的中国人，如果历史不再神圣，那么还有什么神圣？如果中国人的人生失去神
圣，那将是怎样的人生？
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对历史心怀虔敬。

20

如果说对于我们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那么，写作则是一种拯救。

21

与其说毛泽东爱穷人，
不如说毛泽东爱人穷。

22

统一未必就是善，分裂未必就是恶。事实上，没有人会主张统一至上。统一不可能至高无上。
在统一之上，必定还有更高的原则：统一，用什么原则统一？谁统一谁？如果你说统一至高
无上，用什么原则无关紧要，谁统一谁无关紧要，那么，你无非是主张成王败寇，主张谁强
大就站在谁一边；你无非是理直气壮地趋炎附势罢了。

23

如果人人都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那怎么还有好人和坏人的区分呢？有的祇是会算计和不会
算计的区分。就像边沁说的：“坏人就是数不清数的人。”

24

今日中国陷入严峻的多重危机。其中，最深刻的危机是精神的危机。
在很多方面，目前国人的精神状态甚至比毛泽东时代更令人忧虑。我并不是说邓小平时代、
江泽民时代国人精神受到的戕害比毛泽东时代还严重。问题在于，目前中国的精神状态乃是
多次沉沦累积的结果，犹如雪上加霜，更感寒气逼人。这好比一个地区接连遭到好几次地震，
后面的几次地震不一定比前面的更强烈，但无疑会使得该地区被破坏的程度更见恶化。本来，
在八十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令人鼓舞的精神复苏，但不幸被“六四”的血泊所淹没。五十
多年来，中国不但政治地震频繁不断，而且震动的方向还变化多端：有的地震是垂直方向的，
有的地震是水平方向的。有的建筑经得起上下折腾，却经不起左右晃动；有的建筑经得起左
右摇晃，却经不起上下震动；于是到头来没有几栋建筑还能完好无损，茫茫大地祇留下一片
废墟。

25

专制这种毒品是很容易上瘾的。专制有自我实现和自我证明的能力。专制的特点是敌视自由，
不相信自发，不相信自然，不相信诱导性政策也能解决问题。专制总是迷信暴力，迷信强制。
殊不知专制本身就会制造出大量问题，但是，除非这些问题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否则专
制政府就会置之不理；然而等到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专制又再度诉诸专制的手段实行
相反的政策，因为专制不把人当人看，做事不择手段，什么手段都敢用，所以专制看上去大
刀阔斧，立竿见影。至于这种专制手段又会引出哪些严重的隐患或副作用，专制政府就顾不
上了。于是整个社会就陷入专制的恶性循环：越专制就越专制，以至于到后来，很多人都以
为不专制就天下大乱，不专制就不行了（？！）。

26

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是一个陷阱。一旦你接受了这个口号，一切善恶是非就彻底颠倒了。
如果稳定就是至高无上的原则，那么，那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那些不受制约的权势者，由
于他们最维护既定秩序，因此就成了最坚定的稳定力量，最可靠的稳定因素，而那些被侮辱
被损害的群体和个人，由于现行制度剥夺了他们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投票权利，因此
他们为了维护自身权益的言行都构成了对既定秩序的挑战，因此就成了危害稳定的力量或曰
不稳定因素。按照这套逻辑，权势者代表秩序代表稳定，没理也是有理，再错也是对的；反
之，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和个人，有理也是没理，再对也是错的。我们必须懂得，没有
自由、没有正义的稳定就是暴政。一切有良知的人，绝不能堕落到维护暴政的地步，而应为
自由与正义不懈地抗争。

27

什么叫“解决问题”？如果仅仅是着眼于“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人类社会中的
种种麻烦都仅仅当作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忘记”了你面对的是一个个的活生生的人，
那么你甚至可以说，专制肯定比民主更能“解决问题”。因为专制不把人当人看，专制可以
不择手段，专制没有道德底线，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所以专制看上去大刀阔斧，雷厉风行，
随心所欲，立竿见影。例如人口问题。当今世界，人满为患，人口爆炸是一个严重问题，人
们绞尽脑汁，想出种种办法，但是其效果仍然未尽人意。为什么不干脆杀人呢？大规模的杀
人无疑能够减少人口数目（如果有计划、按比例地杀人，效果一定更好），对解决人口压力
问题无疑有立竿见影之效。如果针对残疾者和智障者开刀，还可以为社会卸下沉重的包袱，
可以保证人均产值立刻飚升。你一定会说：不，不，不能用杀人的办法解决人口压力问题。
那么，为什么不能呢？难道杀人不能解决人口压力问题吗？显然，不是杀人不能解决问题，
而是不能用杀人来解决问题。

28

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自由民主更有利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自由，
不祇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公共管理，更是为了保证个人尊严与生活最高目标的追求；它本身就
是最高的政治目的。民主不祇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民主是为了解决“如何解决问题”这
个问题。民主是用讨论代替监禁，用“数人头”代替“砍人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
—无论其性别、肤色、教育程度以及诸如此类——甘愿由于他的思想、观点、信仰而被监禁、
被虐待、被屠杀，没有人甘愿在自己的利益遭到损害时却被禁止公开呐喊，没有人甘愿接受
那种无法无天的绝对权力。这就是自由民主的伟大价值之所在，这就是自由民主的普遍意义
之所在。

29

共产专制是一套庞大而复杂的机器，可是要使这台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就必须要不断地实行
政治迫害，不断地实行暴力镇压。一旦停止了暴力镇压，这台庞大的机器就瘫痪了，停顿了，
就死掉了。共产专制从不吃素，它必须天天喝人血吃人肉才能活下去，一旦它不喝人血不吃
人肉了，它随即就渴死了饿死了。

30

对自由的渴望深深地植根于人心之中，它永远不会熄灭。自由民主好比不死的凤凰，它可以
失败一百次一千次，但每一次它都会浴火重生。相反，共产专制祇能输一次，它一旦倒下，
就再也爬不起来。◆

<我的祖国> 歌词英文

2009-11-03T18:24:00.000-08:00

我的祖国

My Motherland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This is a great river, waves on waves,
The wind spreads rice flower fragrance over both banks.
There lives my family at the riverside,
I get used to hearing those boatmen's songs,
And get used to watching those white boat sails.

这是美丽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

This is my beautiful Motherland,
A place where I was born;
On this vast expanse of land,
Enchanting sceneries are here and there.

姑娘好像花一样，
小伙儿心胸多宽广，
为了开辟新天地，
唤醒了沉睡的高山，
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The Lasses have flower-like faces,
And the Lads have ocean-like minds.
In order to open up a new world,
They awaken the sleeping mountains,
And have the rivers take on new look.

这是英雄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

This is my heroical Motherland,
A place where I grow up;
On this ancient land,
The power of youth is all around.

好山好水好地方，
条条大路都宽敞，
朋友来了有好酒，
若是那豺狼来了，
迎接它的有猎枪。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waters make a delightful place,
And every road is so smooth and so wide.
When our friends come, there are good wine for them,
When our enemies come, there are shotguns for them.

这是强大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

This is my powerful Motherland,
A place where I live my life,
On this warm land,
Everywhere is the sunshine of peace.
-------------------------------------------------------------------------
《我的祖国》------My Motherland

一条大河波浪宽A big river is wide and wavy

风吹稻花香两岸Wind is blowing fragrance of rice to its banks

我家就在岸上住My home is near its banks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I am used to enjoying the songs of sailors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and the white sails on ships

姑娘好像花儿一样The girls are like the flowers

小伙儿心胸多宽广The boys are so generous

为了开辟新天地In order to make our land greater and greater

唤醒了沉睡的高山We wake up the sleeping mountains

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and make the rivers turn greener and greener

这是美丽的祖国This is a beautiful country

是我生长的地方and it is where I was born and I am growing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On the vast land

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There is always bright sunshine everywhere

好山好水好地方Great hills, great waters, and great place

条条大路都宽畅Every road is wide and nice

朋友来了有好酒If friends come, there is fine wine

若是那豺狼来了If enemies come

迎接它的有猎枪there will be guns to welcome

这是英雄的祖国This is heroic motherland

是我生长的地方and it is where I was born and I am growing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On this ancient land

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There is always the strength of youth everywhere

这是强大的祖国This is a great and powerful country

是我生长的地方and it is where I was born and I am growing

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On this warm land

到处都有灿烂的阳光There is always brilliant sunlight shining

Friendly Feudalism: The Tibet Myth

2009-10-27T20:11:00.000-07:00

Friendly Feudalism: The Tibet Myth
by Michael Parenti

July 7, 2003

Throughout the ages there has prevailed a distressing symbiosis between religion and violence. The histories of Christianity, Judaism, Hinduism, and Islam are heavily laced with internecine vendettas, inquisitions, and wars. Again and again, religionists have claimed a divine mandate to terrorize and massacre heretics, infidels, and other sinners.

Some people have argued that Buddhism is different, that it stands in marked contrast to the chronic violence of other religions. But a glance at history reveals that Buddhist organizations throughout the centuries have not been free of the violent pursuits so characteristic of other religious groups. (1)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lone, from Thailand to Burma to Korea to Japan, Buddhists have clashed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nonBuddhists. In Sri Lanka, huge battles in the name of Buddhism are part of Sinhalese history. (2)

Just a few years ago in South Korea, thousands of monks of the Chogye Buddhist order---reputedly devoted to a meditative search for spiritual enlightenment---fought each other with fists, rocks, fire-bombs, and clubs, in pitched battles that went on for weeks. They were vying for control of the order, the largest in South Korea, with its annual budget of $9.2 million, its additional millions of dollars in property, and the privilege of appointing 1,700 monks to various duties. The brawls left dozens of monks injured, some seriously. (3)

But many present-day Buddh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argue that none of this applies to the Dalai Lama and the Tibet he presided over before the Chinese crackdown in 1959. The Dalai Lama's Tibet, they believe, was a spiritually oriented kingdom, free from the egotistical lifestyles, empty materialism, pointless pursuits, and corrupting vices that beset modern industrialized society. Western news media, and a slew of travel books, novels, and Hollywood films have portrayed the Tibetan theocracy as a veritable Shangri-La and the Dalai Lama as a wise saint, "the greatest living human," as actor Richard Gere gushed. (4)

The Dalai Lama himself lent support to this idealized image of Tibet with statements such as: "Tibetan civilization has a long and rich history. The pervasive influence of Buddhism and the rigors of life amid the wide open spaces of an unspoiled environment resulted in a society dedicated to peace and harmony. We enjoyed freedom and contentment." (5) In fact, Tibet's history reads a little differently.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Emperor Kublai Khan created the first Grand Lama, who was to preside over all the other lamas as might a pope over his bishops. Several centuries later, the Emperor of China sent an army into Tibet to support the Grand Lama, an ambitious 25-year-old man, who then gave himself the title of Dalai (Ocean) Lama, ruler of all Tibet. Here is a historical irony: the first Dalai Lama was installed by a Chinese army.

To elevate his authority beyond worldly challenge, the first Dalai Lama seized monasteries that did not belong to his sect, and is believed to have destroyed Buddhist writings that conflicted with his claim to divinity. (6) The Dalai Lama who succeeded him pursued a sybaritic life, enjoying many mistresses, partying with friends, writing erotic poetry, and acting in other ways that might seem unfitting for an incarnate deity. For this he was "disappeared" by his priests. Within 170 years, despite their recognized status as gods, five Dalai Lamas were murdered by their enlightened nonviolent Buddhist courtiers. (7)

Shangri-La (for Lords and Lamas)

Religions have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not only to violence but to economic exploitation. Indeed, it is often the economic exploitation that necessitates the violence. Such was the case with the Tibetan theocracy. Until 1959, when the Dalai Lama last presided over Tibet, most of the arable land was still organized into religious or secular manorial estates worked by serfs. Even a writer like Pradyumna Karan, sympathetic to the old order, admits that "a great deal of real estate belonged to the monasteries, and most of them amassed great riches. . . . In addition, individual monks and lamas were able to accumulate great wealth through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rade, commerce, and money lending." (8) Drepung monastery was one of the biggest landowners in the world, with its 185 manors, 25,000 serfs, 300 great pastures, and 16,000 herdsmen. The wealth of the monasteries went to the higher-ranking lamas, many of them scions of aristocratic families, while most of the lower clergy were as poor as the peasant class from which they sprang. This class-determined economic inequality within the Tibetan clergy closely parallels that of the Christian clergy in medieval Europe.

Along with the upper clergy, secular leaders did well. A notable example was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Tibetan army, who owned 4,000 square kilometers of land and 3,500 serfs. He also was a member of the Dalai Lama's lay Cabinet. (9) Old Tibet has been misrepresented by some of its Western admirers as "a nation that required no police force because its people voluntarily observed the laws of karma." (10) In fact. it had a professional army, albeit a small one, that served as a gendarmerie for the landlords to keep order and catch runaway serfs. (11)

Young Tibetan boys were regularly taken from their families and brought into the monasteries to be trained as monks. Once there, they became bonded for life. Tashì-Tsering, a monk, reports that it was common practice for peasant children to be sexually mistreated in the monasteries. He himself was a victim of repeated childhood rape not long after he was taken into the monastery at age nine. (12) The monastic estates also conscripted peasant children for lifelong servitude as domestics, dance performers, and soldiers.

In Old Tibet there were small numbers of farmers who subsisted as a kind of free peasantry, and perhaps an additional 10,000 people who composed the "middle-class" families of merchants, shopkeepers, and small traders. Thousands of others were beggars. A small minority were slaves, usually domestic servants, who owned nothing. Their offspring were born into slavery. (13)

In 1953,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 some 700,000 of an estimated total population of 1,250,000 -- were serfs. Tied to the land, they were allotted only a small parcel to grow their own food. Serfs and other peasants generally went without schooling or medical care. They spent most of their time laboring for the monasteries and individual high-ranking lamas, or for a secular aristocracy that numbered not more than 200 wealthy families. In effect, they were owned by their masters who told them what crops to grow and what animals to raise. They could not get married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ir lord or lama. A serf might easily be separated from his family should the owner send him to work in a distant location. Serfs could be sold by their masters, or subjected to torture and death. (14)

A Tibetan lord would often take his pick of females in the serf population, if we are to believe one 22-year old woman, herself a runaway serf: "All pretty serf girls were usually taken by the owner as house servants and used as he wished." They "were just slaves without rights." (15) Serfs needed permission to go anywhere. Landowners had legal authority to capture and forcibly bring back those who tried to flee. A 24-year old runaway serf, interviewed by Anna Louise Strong, welcomed the Chinese intervention as a "liberation." During his time as a serf he claims he was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a draft animal, subjected to incessant toil, hunger, and cold, unable to read or write, and knowing nothing at all. He tells of his attempts to flee:

The first time [the landlord's men] caught me running away, I was very small, and they only cuffed me and cursed me. The second time they beat me up. The third time I was already fifteen and they gave me fifty heavy lashes, with two men sitting on me, one on my head and one on my feet. Blood came then from my nose and mouth. The overseer said: "This is only blood from the nose; maybe you take heavier sticks and bring some blood from the brain." They beat then with heavier sticks and poured alcohol and water with caustic soda on the wounds to make more pain. I passed out for two hours. (16)

In addition to being under a lifetime bond to work the lord's land -- or the monastery's land -- without pay, the serfs were obliged to repair the lord's houses, transport his crops, and collect his firewood. They were also expected to provide carrying animals and transportation on demand. "It was an efficient system of economic exploitation that guaranteed to the country's religious and secular elites a permanent and secure labor force to cultivate their land holdings without burdening them either with any direct day-to-da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erf's subsistence and without the need to compete for labor in a market context." (17)

The common people labored under the twin burdens of the corvée (forced unpaid labor on behalf of the lord) and onerous tithes. They were taxed upon getting married, taxed for the birth of each child, and for every death in the family. They were taxed for planting a new tree in their yard, for keeping domestic or barnyard animals, for owning a flower pot, or putting a bell on an animal. There were taxes for religious festivals, for singing, dancing, drumming, and bell ringing. People were taxed for being sent to prison and upon being released. Even beggars were taxed. Those who could not find work were taxed for being unemployed, and if they traveled to another village in search of work, they paid a passage tax. When people could not pay, the monasteries lent them money at 20 to 50 percent interest. Some debts wer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to grandson. Debtors who could not meet their obligations risked being placed into slavery for as long as the monastery demanded, sometimes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18)

The theocracy's religious teachings buttressed its class order. The poor and afflicted were taught that they had brought their troubles upon themselves because of their foolish and wicked ways in previous lives. Hence they had to accept the misery of their present existence as an atonement and in anticipation that their lot would improve upon being reborn. The rich and powerful of course treated their good fortune as a reward for -- and tangible evidence of -- virtue in past and present lives.

Torture and Mutilation in Shanghri-La

In the Dalai Lama's Tibet, torture and mutilation -- including eye gouging, the pulling out of tongues, hamstringing, and amputation of arms and legs -- were favored punishments inflicted upon thieves, runaway serfs, and other "criminals." Journeying through Tibet in the 1960s, Stuart and Roma Gelder interviewed a former serf, Tsereh Wang Tuei, who had stolen two sheep belonging to a monastery. For this he had both his eyes gouged out and his hand mutilated beyond use. He explains that he no longer is a Buddhist: "When a holy lama told them to blind me I thought there was no good in religion." (19) Some Western visitors to Old Tibet remarked on the number of amputees to be seen. Since it was against Buddhist teachings to take human life, some offenders were severely lashed and then "left to God" in the freezing night to die. "The parallels between Tibet and medieval Europe are striking," concludes Tom Grunfeld in his book on Tibet. (20)

Some monasteries had their own private prisons, reports Anna Louise Strong. In 1959, she visited an exhibition of torture equipment that had been used by the Tibetan overlords. There were handcuffs of all sizes, including small ones for children, and instruments for cutting off noses and ears, and breaking off hands. For gouging out eyes, there was a special stone cap with two holes in it that was pressed down over the head so that the eyes bulged out through the holes and could be more readily torn out. There were instruments for slicing off kneecaps and heels, or hamstringing legs. There were hot brands, whips, and special implements for disembowling. (21)

The exhibition presented photographs and testimonies of victims who had been blinded or crippled or suffered amputations for thievery. There was the shepherd whose master owed him a reimbursement in yuan and wheat but refused to pay. So he took one of the master's cows; for this he had his hands severed. Another herdsman, who opposed having his wife taken from him by his lord, had his hands broken off. There were pictures of Communist activists with noses and upper lips cut off, and a woman who was raped and then had her nose sliced away. (22)

Theocratic despotism had been the rule for generations. An English visitor to Tibet in 1895, Dr. A. L. Waddell, wrote that the Tibetan people were under the "intolerable tyranny of monks" and the devil superstitions they had fashioned to terrorize the people. In 1904 Perceval Landon described the Dalai Lama's rule as "an engine of oppression" and "a barrier to all human improvement." At about that time, another English traveler, Captain W.F.T. O'Connor, observed that "the great landowners and the priests . . . exercise each in their own dominion a despotic power from which there is no appeal," while the people are "oppressed by the most monstrous growth of monasticism and priest-craft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Tibetan rulers, like those of Europe during the Middle Ages, "forged innumerable weapons of servitude, invented degrading legends and stimulated a spirit of superstition"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23)

In 1937, another visitor, Spencer Chapman, wrote, "The Lamaist monk does not spend his time in ministering to the people or educating them, nor do laymen take part in or even attend the monastery services. The beggar beside the road is nothing to the monk. Knowledge is the jealously guarded prerogative of the monasteries and is used to increase their influence and wealth." (24)

Occupation and Revol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occupied Tibet in 1951, claiming suzerainty over that country. The 1951 treaty provided for ostensible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Dalai Lama's rule but gave China military control and exclusive right to conduct foreign relations. The Chinese were also granted a direct role in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to promote social reforms." At first, they moved slowly, relying mostly on persuasion in an attempt to effect change. Among the earliest reforms they wrought was to reduce usurious interest rates, and build some hospitals and roads.

Mao Zedung and his Communist cadres did not simply want to occupy Tibet. They desired the Dalai Lama's cooperation in transforming Tibet's feudal economy in accordance with socialist goals. Even Melvyn Goldstein,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Dalai Lama and the cause of Tibetan independence, allows that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in the West," the Chinese "pursued a policy of moderation." They took care "to show respect for Tibetan culture and religion" and "allowed the old feudal and monastic systems to continue unchanged. Between 1951 and 1959, not only was no aristocratic or monastic property confiscated, but feudal lords were permitted to exercise continued judicial authority over their hereditarily bound peasants." (25) As late as 1957, Mao Zedung was trying to salvage his gradualist policy. He reduced the number of Chinese cadre and troops in Tibet and promised the Dalai Lama in writing that China would not implement land reforms in Tibet for the next six years or even longer if conditions were not yet ripe. (26)

Nevertheless, Chinese rule over Tibet greatly discomforted the lords and lamas. What bothered them most was not that the intruders were Chinese. They had seen Chinese come and go over the centuries and had enjoyed good relations with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his reactionary Kuomintang rule in China. (27) Indeed the approval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was needed to validate the choice of the present-day Dalai Lama and Panchen Lama. When the young Dalai Lama was installed in Lhasa, it was with an armed escort of Chiang Kaishek's troops and an attending Chinese minister, in accordance with centuries-old tradition. (28) What really bothered the Tibetan lords and lamas was that these latest Chinese were Communists. It would be only a matter of time, they were sure, before the Communists started imposing their egalitarian and collectivist solutions upon the highly privileged theocracy.

In 1956-57, armed Tibetan bands ambushed convoy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The uprising received extensive material support from the CIA, including arms, supplies, and military training for Tibetan commando units. It is a matter of public knowledge that the CIA set up support camps in Nepal, carried out numerous airlifts, and conducted guerrilla operations inside Tibet. (29) Meanwh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a Free Asia, a CIA front, energetically publicized the cause of Tibetan resistance. The Dalai Lama's eldest brother, Thubtan Norbu,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at group.

Many of the Tibetan commandos and agents whom the CIA dropped into the country were chiefs of aristocratic clans or the sons of chiefs. Ninety percent of them were never heard from again, according to a report from the CIA itself. (30) The small and thinly spread PLA garrisons in Tibet could not have captured them all. The PLA must have received support from Tibetans who did not sympathize with the uprising. This suggests that the resistance had a rather narrow base within Tibet. "Many lamas and lay members of the elite and much of the Tibetan army joined the uprising, but in the main the populace did not, assuring its failure," writes Hugh Deane. (31) In their book on Tibet, Ginsburg and Mathos reach a similar conclusion: "The Tibetan insurgents never succeeded in mustering into their ranks even a large fraction of the population at hand, to say nothing of a majority. As far as can be ascertained, the great bulk of the common people of Lhasa and of the adjoining countryside failed to join in the fighting against the Chinese both when it first began and as it progressed." (32) Eventually the resistance crumbled.

The Communists Overthrow Feudalism

Whatever wrongs and new oppressions introduced by the Chinese in Tibet after 1959, they did abolish slavery and the serfdom system of unpaid labor. They eliminated the many crushing taxes, started work projects, and greatly reduced unemployment and beggary. They built the only hospitals that exist in the country, and established secular education, thereby breaking the educational monopoly of the monasteries. They constructed running water and electrical systems in Lhasa. They also put an end to floggings, mutilations, and amputations as a form of criminal punishment. (33)

The Chinese also expropriated the landed estates and reorganized the peasants into hundreds of communes. Heinrich Harrer wrote a bestseller about his experiences in Tibet that was made into a popular Hollywood movie. (It was later revealed that Harrer had been a sergeant in Hitler's SS. (34)) He proudly reports that the Tibetans who resisted the Chinese and "who gallantly defended their independence . . . were predominantly nobles, semi-nobles and lamas; they were punished by being made to perform the lowliest tasks, such as laboring on roads and bridges. They were further humiliated by being made to clean up the city before the tourists arrived." They also had to live in a camp originally reserved for beggars and vagrants. (35)

By 1961,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cres formerly owned by the lords and lamas had been distributed to tenant farmers and landless peasants. In pastoral areas, herds that were once owned by nobility were turned over to collectives of poor shepherds. Improvements were made in the breeding of livestock, and new varieties of vegetables and new strains of wheat and barley were introduced, along with irrigation improvements, leading to an increase in agrarian production. (36)

Many peasants remained as religious as ever, giving alms to the clergy. But people were no longer compelled to pay tributes or make gifts to the monasteries and lords. The many monks who had been conscripted into the religious orders as children were now free to renounce the monastic life, and thousands did, especially the younger ones. The remaining clergy lived on modest government stipends, and extra income earned by officiating at prayer services, weddings, and funerals. (37)

The charges made by the Dalai Lama himself about Chinese mass sterilization and forced deportation of Tibetans have remained unsupported by any evidence. Both the Dalai Lama and his advisor and youngest brother, Tendzin Choegyal, claimed that "more than 1.2 million Tibetans are dead as a result of the Chinese occupation." (38) No matter how often stated, that figure is puzzling. The official 1953 census -- six years before the Chinese crackdown -- recorded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Tibet at 1,274,000. Other estimates varied from one to three million. (39) Later census counts put the ethnic Tibetan population within the country at about two million. If the Chinese killed 1.2 million in the early 1960s then whole cities and huge portions of the countryside, indeed almost all of Tibet, would have been depopulated, transformed into a killing field dotted with death camps and mass graves -- of which we have seen no evidence. The Chinese military force in Tibet was not big enough to round up, hunt down, and exterminate that many people even if it had spent all its time doing nothing else.

Chinese authorities do admit to "mistakes" in the past,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1966-76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religious persecution reached a high tide in both China and Tibet. After the uprising in the late 1950s, thousands of Tibetans were incarcerated.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orced collectivization and grain farming was imposed on the peasantry, sometimes with disastrous effect. In the late 1970s, China began relaxing controls over Tibet "and tried to undo some of the damage wrought during the previous two decades." (40) In 1980,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itiated reforms reportedly designed to grant Tibet a greater degree of self-rule and self-administration. Tibetans would now be allowed to cultivate private plots, sell their harvest surpluses, decide for themselves what crops to grow, and keep yaks and sheep.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was again permitted, and frontier controls were eased to permit Tibetans to visit exiled relatives in India and Nepal. (41)

Elites, Émigrés, and CIA Money

For the Tibetan upper class lamas and lords, the Communist intervention was a calamity. Most of them fled abroad, as did the Dalai Lama himself, who was assisted in his flight by the CIA. Some discovered to their horror that they would have to work for a living. Those feudal elites who remained in Tibet and decid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new regime faced difficult adjustments. Consider the following:

In 1959, Anna Louise Strong visited 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National Minorities in Beijing which trained various ethnic minorities for the civil service or prepared them for entrance into agricultural and medical schools. Of the 900 Tibetan students attending, most were runaway serfs and slaves. But about 100 were from privileged Tibetan families, sent by their parents so that they might win favorable posts in the new administration. The class divide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was all too evident. As the institute's director noted:

Those from noble families at first consider that in all ways they are superior. They resent having to carry their own suitcases, make their own beds, look after their own room. This, they think, is the task of slaves; they are insulted because we expect them to do this. Some never accept it but go home; others accept it at last. The serfs at first fear the others and cannot sit at ease in the same room. In the next stage they have less fear but still feel separate and cannot mix. Only after some time and considerable discussion do they reach the stage in which they mix easily as fellow students, criticizing and helping each other. (42)

The émigrés' plight received fulsome play in the West and substantial support from U.S. agencies dedicated to 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economic inequality. Throughout the 1960s the Tibetan exile community secretly received $1.7 million a year from the CIA, according to documents released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in 1998. Once this fact was publicized, the Dalai Lama's organization itself issued a statement admitting that it had received millions of dollars from the CIA during the 1960s to send armed squads of exiles into Tibet to undermine the Maoist revolution. The Dalai Lama's annual share was $186,000, making him a paid agent of the CIA. Indian intelligence also financed him and other Tibetan exiles. (43) He has refused to say whether he or his brothers worked with the CIA. The agency has also declined to comment. (44)

While presenting himself as a defender of human rights, and having w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in 1989, the Dalai Lama continued to associate with and be advised by aristocratic émigrés and other reactionaries during his exile. In 1995, the Raleigh, N.C. News & Observer carried a frontpage color photograph of the Dalai Lama being embraced by the reactionary Republican senator Jesse Helms, under the headline "Buddhist Captivates Hero of Religious Right." (45) In April 1999, along with Margaret Thatcher, Pope John Paul II, and the first George Bush, the Dalai Lama called upo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release Augusto Pinochet, the former fascist dictator of Chile and a longtime CIA client who had been apprehended while visiting England. He urged that Pinochet be allowed to return to his homeland rather than be forced to go to Spain where he was wanted by a Spanish jurist to stand trial for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Today, mostly through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nd other conduits that are more respectable-sounding than the CIA, the US Congress continues to allocate an annual $2 million to Tibetans in India, with additional millions for "democracy activities" within the Tibetan exile community. The Dalai Lama also gets money from financier George Soros, who now runs the CIA-created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and other institutes. (46)

The Question of Culture

We are told that when the Dalai Lama ruled Tibet, the people lived in contented symbiosis with their monastic and secular lords, in a social order sustained by a deeply spiritual, nonviolent culture. The peasantry's profound connection to the existing system of sacred belief supposedly gave them a tranquil stability, inspired by humane and pacific religious teachings. One is reminded of the idealized imagery of feudal Europe presented by latter-day conservative Catholics such as G. K. Chesterton and Hilaire Belloc. For them, medieval Christendom was a world of contented peasants living in deep spiritual bond with their Church,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lords. (47) The Shangri-La image of Tibet bears no more resemblance to historic reality than does the romanticized image of medieval Europe.

It might be said that we denizens of the modern secular world cannot grasp the equations of happiness and pain, contentment and custom, that characterize more "spiritual" and "traditional" societies. This may be true, and it may explain why some of us idealize such societies. But still, a gouged eye is a gouged eye; a flogging is a flogging; and the grinding exploitation of serfs and slaves is still a brutal class injustice whatever its cultural embellishments.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a spiritual bond and human bondage, even when both exist side by side.

To be sure, there is much about the Chinese intervention that is to be deplored. In the 1990s, the Han,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 comprising over 95 percent of China's vast population, began moving in substantial numbers into Tibet and various western provinces. (48) These resettlements have had an effect on the indigenous cultures of western China and Tibet. On the streets of Lhasa and Shigatse, signs of Chinese preeminence are readily visible. Chinese run the factories and many of the shops and vending stalls. Tall office buildings and large shopping centers have been built with funds that might have been better spent on water treatment plants and housing.

Chinese cadres in Tibet too often adopted a supremacist attitude toward the indigenous population. Some viewed their Tibetan neighbors as backward and lazy, in nee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atriotic education." During the 1990s Tibetan government employees suspected of harboring nationalist sympathies were purged from office, and campaigns were launched to discredit the Dalai Lama. Individual Tibetans reportedly were subjected to arrest, imprisonment, and forced labor for attempting to flee the country, and for carrying out separatist activities and engaging in political "subversion." Some arrestees were held in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without adequate food, water, and blankets, subjected to threats, beatings, and other mistreatment. (49)

Chinese family planning regulations that allow a three-child limit for Tibetan families have been enforced irregularly and vary by district. If a couple goes over the limit, the excess children can be denied subsidized daycare, health care, housing, and education. Meanwhile, Tibetan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are slighted in schools. Teaching materials, though translated into Tibetan, focus o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50)

Still, the new order has its supporters. A 1999 story in The Washington Post notes that the Dalai Lama continues to be revered in Tibet, but

. . . few Tibetans would welcome a return of the corrupt aristocratic clans that fled with him in 1959 and that comprise the bulk of his advisers. Many Tibetan farmers, for example, have no interest in surrendering the land they gained during China's land reform to the clans. Tibet's former slaves say they, too, don't want their former masters to return to power.

"I've already lived that life once before," said Wangchuk, a 67-year-old former slave who was wearing his best clothes for his yearly pilgrimage to Shigatse, one of the holiest sites of Tibetan Buddhism. He said he worshipped the Dalai Lama, but added, "I may not be free under Chinese communism, but I am better off than when I was a slave." (51)

To support the Chinese overthrow of the Dalai Lama's feudal theocracy is not to applaud everything about Chinese rule in Tibet. This point is seldom understood by today's Shangri-La adherents in the West.

The converse is also true. To denounce the Chinese occupation does not mean we have to romanticize the former feudal régime. One common complaint among Buddhist proselytes in the West is that Tibet's religious culture is being destroy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is does seem to be the case. But what I am questioning here is the supposedly admirable and pristinely spiritual nature of that pre-invasion culture. In short, we can advocate religious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for Tibet without having to embrace the mythology of a Paradise Lost.

Finall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criticism posed herein is not intended as a personal attack on the Dalai Lama. He appears to be a nice enough individual, who speaks often of peace, love, and nonviolence. In 1994, in an interview with Melvyn Goldstein, he went on record as having been since his youth in favor of building schools, "machines," and roads in his country. He claims that he thought the corvée and certain taxes imposed on the peasants "were extremely bad." And he disliked the way people were saddled with old debts sometimes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52) Furthermore, he reportedly has established "a government-in-exile" featuring a written constitution, a representative assembly, and other democratic essentials. (53)

Like many erstwhile rulers, the Dalai Lama sounds much better out of power than in power. Keep in mind that it took a Chinese occupation and almost forty years of exile for him to propose democracy for Tibet and to criticize the oppressive feudal autocracy of which he himself was the apotheosis. But his criticism of the old order comes far too late for ordinary Tibetans. Many of them want him back in their country, but it appears that relatively few want a return to the social order he represented.

In a book published in 1996, the Dalai Lama proffered a remarkable statement that must have sent shudders through the exile community. It reads in part as follows:

Of all the modern economic theories, the economic system of Marxism is founded on moral principles, while capitalism is concerned only with gain and profitability. Marxism is concern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on an equal basis and the equitable utilization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t is also concerned with the fate of the working classes-that is the majority -- as well as with the fate of those who are underprivileged and in need, and Marxism cares about the victims of minority-imposed exploitation. For those reasons the system appeals to me, and it seems fair. . . .

The failure of the regime in the Soviet Union was, for me not the failure of Marxism but the failure of totalitarianism. For this reason I think of myself as half-Marxist, half-Buddhist. (54)

And more recently in 2001, while visiting California, he remarked that "Tibet, materially, is very, very backward. Spiritually it is quite rich. But spirituality can't fill our stomachs." (55) Here is a message that should be heeded by the affluent well-fed Buddhist proselytes in the West who cannot be bothered with material considerations as they romanticize feudal Tibet.

Buddhism and the Dalai Lama aside, what I have tried to challenge is the Tibet myth, the Paradise Lost image of a social order that was little more than a despotic retrograde theocracy of serfdom and poverty, so damaging to the human spirit, where vast wealth was accumulated by a favored few who lived high and mighty off the blood, sweat, and tears of the many. For most of the Tibetan aristocrats in exile, that is the world to which they fervently desire to return. It is a long way from Shangr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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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Parenti is an internationally known author and lecturer. He is one of the nation's leading progressive political analysts. Parenti received his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Yale University in 1962. He has taught at a number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Parenti's most recent books are To Kill a Nation (Verso); The Terrorism Trap (City Lights); and The Assassination of Julius Caesar: A People's History of Ancient Rome (New Press). You can fi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Michael Parenti at michaelparent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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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1. Melvyn C.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6-16. (back)

2. Mark Juergensmeyer, 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13. (back)

3. Kyong-Hwa Seok, "Korean monk gangs battle for temple turf," San Francisco Examiner, December 3, 1998. (back)

4. Gere quoted in "Our Little Secret," CounterPunch, 1-15 November 1997. (back)

5. Dalai Lama quoted in Donald Lopez 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and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8), 205. (back)

6. Stuart Gelder and Roma Gelder, The Timely Rain: Travels in New Tibe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4), 119. (back)

7.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123. (back)

8. Pradyumna P. Karan,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The Impact of Chinese Communist Ideology on the Landscape (Lexington,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6), 64. (back)

9.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62 and 174. (back)

10. As skeptically noted by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9. (back)

11. See the testimony of one serf who himself had been hunted down by Tibetan soldiers and returned to his master: Anna Louise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Peking: New World Press, 1929), 29-30 90. (back)

12. Melvyn Goldstein, William Siebenschuh, and Tashì-Tsering,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Tibet: The Autobiography of Tashì-Tsering (Armonk, N.Y.: M.E. Sharpe, 1997). (back)

13.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110. (back)

14.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15, 19-21, 24. (back)

15. Quoted in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25. (back)

16.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31. (back)

17.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5. (back)

18.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175-176; and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25-26. (back)

19.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113. (back)

20. A. Tom Grunfeld,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rev. ed. (Armonk, N.Y. and London: 1996), 9 and 7-33 for a general discussion of feudal Tibet; see also Felix Greene, A Curtain of Ignoranc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1), 241-249;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3-5; and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passim. (back)

21.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91-92. (back)

22.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92-96. (back)

23. Waddell, Landon, and O'Connor are quoted in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123-125. (back)

24. Quoted in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125. (back)

25.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52. (back)

26.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54. (back)

27. Heinrich Harrer, Return to Tibet (New York: Schocken, 1985), 29. (back)

28.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 73. (back)

29. See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2); and William Leary, "Secret Mission to Tibet," Air & Space, December 1997/January 1998. (back)

30. Leary, "Secret Mission to Tibet." (back)

31. Hugh Deane, "The Cold War in Tibet," CovertAction Quarterly (Winter 1987). (back)

32. George Ginsburg and Michael Mathos Communist China and Tibet (1964), quoted in Deane, "The Cold War in Tibet." Deane notes that author Bina Roy reached a similar conclusion. (back)

33. See Greene, A Curtain of Ignorance, 248 and passim; and Grunfeld,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passim. (back)

34. Los Angeles Times, 18 August 1997. (back)

35. Harrer, Return to Tibet, 54. (back)

36. Karan,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36-38, 41, 57-58; London Times, 4 July 1966. (back)

37.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29 and 47-48. (back)

38. Tendzin Choegyal, "The Truth about Tibet," Imprimis (publication of Hillsdale College, Michigan), April 1999. (back)

39. Karan,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52-53. (back)

40. Elaine Kurtenbach, Associate Press report,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2 February 1998. (back)

41.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47-48. (back)

42.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15-16. (back)

43. Jim Mann, "CIA Gave Aid to Tibetan Exiles in '60s, Files Show," Los Angeles Times, 15 September 1998; and New York Times, 1 October, 1998. (back)

44. Reuters report,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7 January 1997. (back)

45. News & Observer, 6 September 1995, cited in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3. (back)

46. Heather Cottin, "George Soros, Imperial Wizard," CovertAction Quarterly no. 74 (Fall 2002). (back)

47. The Gelders draw this comparison, The Timely Rain, 64. (back)

48. The Han have also moved into Xinjiang, a large northwest province about the size of Tibet, populated by Uighurs; see Peter Hessler, "The Middleman," New Yorker, 14 & 21 October 2002. (back)

49. Report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Lawyers for Tibet, A Generation in Peril (Berkeley Calif.: 2001), passim. (back)

50.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Lawyers for Tibet, A Generation in Peril, 66-68, 98. (back)

51. John Pomfret, "Tibet Caught in China's Web," Washington Post, 23 July 1999. (back)

52.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51. (back)

53. Tendzin Choegyal, "The Truth about Tibet." (back)

54. The Dalai Lama in Marianne Dresser (ed.), Beyond Dogma: Dialogues and Discourses (Berkeley, Calif.: North Atlantic Books, 1996). (back)

55. Quoted i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7 May 2001. (back)

Friendly Feudalism: The Tibet Myth

2009-10-27T20:10:00.000-07:00

Friendly Feudalism: The Tibet Myth

by Michael Parenti

July 7, 2003

Throughout the ages there has prevailed a distressing symbiosis between religion and violence. The histories of Christianity, Judaism, Hinduism, and Islam are heavily laced with internecine vendettas, inquisitions, and wars. Again and again, religionists have claimed a divine mandate to terrorize and massacre heretics, infidels, and other sinners.

Some people have argued that Buddhism is different, that it stands in marked contrast to the chronic violence of other religions. But a glance at history reveals that Buddhist organizations throughout the centuries have not been free of the violent pursuits so characteristic of other religious groups.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6-16.')" onmouseout="nd();">(1)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lone, from Thailand to Burma to Korea to Japan, Buddhists have clashed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nonBuddhists. In Sri Lanka, huge battles in the name of Buddhism are part of Sinhalese history. 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13.')" onmouseout="nd();">(2)

Just a few years ago in South Korea, thousands of monks of the Chogye Buddhist order---reputedly devoted to a meditative search for spiritual enlightenment---fought each other with fists, rocks, fire-bombs, and clubs, in pitched battles that went on for weeks. They were vying for control of the order, the largest in South Korea, with its annual budget of $9.2 million, its additional millions of dollars in property, and the privilege of appointing 1,700 monks to various duties. The brawls left dozens of monks injured, some seriously. (3)

But many present-day Buddh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argue that none of this applies to the Dalai Lama and the Tibet he presided over before the Chinese crackdown in 1959. The Dalai Lama's Tibet, they believe, was a spiritually oriented kingdom, free from the egotistical lifestyles, empty materialism, pointless pursuits, and corrupting vices that beset modern industrialized society. Western news media, and a slew of travel books, novels, and Hollywood films have portrayed the Tibetan theocracy as a veritable Shangri-La and the Dalai Lama as a wise saint, "the greatest living human," as actor Richard Gere gushed. CounterPunch, 1-15 November 1997.')" onmouseout="nd();">(4)

The Dalai Lama himself lent support to this idealized image of Tibet with statements such as: "Tibetan civilization has a long and rich history. The pervasive influence of Buddhism and the rigors of life amid the wide open spaces of an unspoiled environment resulted in a society dedicated to peace and harmony. We enjoyed freedom and contentment."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and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8), 205.')" onmouseout="nd();">(5) In fact, Tibet's history reads a little differently.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Emperor Kublai Khan created the first Grand Lama, who was to preside over all the other lamas as might a pope over his bishops. Several centuries later, the Emperor of China sent an army into Tibet to support the Grand Lama, an ambitious 25-year-old man, who then gave himself the title of Dalai (Ocean) Lama, ruler of all Tibet. Here is a historical irony: the first Dalai Lama was installed by a Chinese army.

To elevate his authority beyond worldly challenge, the first Dalai Lama seized monasteries that did not belong to his sect, and is believed to have destroyed Buddhist writings that conflicted with his claim to divinity. The Timely Rain: Travels in New Tibe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4), 119.')" onmouseout="nd();">(6) The Dalai Lama who succeeded him pursued a sybaritic life, enjoying many mistresses, partying with friends, writing erotic poetry, and acting in other ways that might seem unfitting for an incarnate deity. For this he was "disappeared" by his priests. Within 170 years, despite their recognized status as gods, five Dalai Lamas were murdered by their enlightened nonviolent Buddhist courtiers. The Timely Rain, 123.')" onmouseout="nd();">(7)

Shangri-La (for Lords and Lamas)

Religions have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not only to violence but to economic exploitation. Indeed, it is often the economic exploitation that necessitates the violence. Such was the case with the Tibetan theocracy. Until 1959, when the Dalai Lama last presided over Tibet, most of the arable land was still organized into religious or secular manorial estates worked by serfs. Even a writer like Pradyumna Karan, sympathetic to the old order, admits that "a great deal of real estate belonged to the monasteries, and most of them amassed great riches. . . . In addition, individual monks and lamas were able to accumulate great wealth through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rade, commerce, and money lending."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The Impact of Chinese Communist Ideology on the Landscape (Lexington,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6), 64.')" onmouseout="nd();">(8) Drepung monastery was one of the biggest landowners in the world, with its 185 manors, 25,000 serfs, 300 great pastures, and 16,000 herdsmen. The wealth of the monasteries went to the higher-ranking lamas, many of them scions of aristocratic families, while most of the lower clergy were as poor as the peasant class from which they sprang. This class-determined economic inequality within the Tibetan clergy closely parallels that of the Christian clergy in medieval Europe.

Along with the upper clergy, secular leaders did well. A notable example was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Tibetan army, who owned 4,000 square kilometers of land and 3,500 serfs. He also was a member of the Dalai Lama's lay Cabinet. The Timely Rain, 62 and 174.')" onmouseout="nd();">(9) Old Tibet has been misrepresented by some of its Western admirers as "a nation that required no police force because its people voluntarily observed the laws of karma." Prisoners of Shangri-La, 9.')" onmouseout="nd();">(10) In fact. it had a professional army, albeit a small one, that served as a gendarmerie for the landlords to keep order and catch runaway serfs. Tibetan Interviews (Peking: New World Press, 1929), 29-30 90.')" onmouseout="nd();">(11)

Young Tibetan boys were regularly taken from their families and brought into the monasteries to be trained as monks. Once there, they became bonded for life. Tashì-Tsering, a monk, reports that it was common practice for peasant children to be sexually mistreated in the monasteries. He himself was a victim of repeated childhood rape not long after he was taken into the monastery at age nine.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Tibet: The Autobiography of Tashì-Tsering (Armonk, N.Y.: M.E. Sharpe, 1997).')" onmouseout="nd();">(12) The monastic estates also conscripted peasant children for lifelong servitude as domestics, dance performers, and soldiers.

In Old Tibet there were small numbers of farmers who subsisted as a kind of free peasantry, and perhaps an additional 10,000 people who composed the "middle-class" families of merchants, shopkeepers, and small traders. Thousands of others were beggars. A small minority were slaves, usually domestic servants, who owned nothing. Their offspring were born into slavery. The Timely Rain, 110.')" onmouseout="nd();">(13)

In 1953,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 some 700,000 of an estimated total population of 1,250,000 -- were serfs. Tied to the land, they were allotted only a small parcel to grow their own food. Serfs and other peasants generally went without schooling or medical care. They spent most of their time laboring for the monasteries and individual high-ranking lamas, or for a secular aristocracy that numbered not more than 200 wealthy families. In effect, they were owned by their masters who told them what crops to grow and what animals to raise. They could not get married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ir lord or lama. A serf might easily be separated from his family should the owner send him to work in a distant location. Serfs could be sold by their masters, or subjected to torture and death. Tibetan Interviews, 15, 19-21, 24.')" onmouseout="nd();">(14)

A Tibetan lord would often take his pick of females in the serf population, if we are to believe one 22-year old woman, herself a runaway serf: "All pretty serf girls were usually taken by the owner as house servants and used as he wished." They "were just slaves without rights." Tibetan Interviews, 25.')" onmouseout="nd();">(15) Serfs needed permission to go anywhere. Landowners had legal authority to capture and forcibly bring back those who tried to flee. A 24-year old runaway serf, interviewed by Anna Louise Strong, welcomed the Chinese intervention as a "liberation." During his time as a serf he claims he was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a draft animal, subjected to incessant toil, hunger, and cold, unable to read or write, and knowing nothing at all. He tells of his attempts to flee:

The first time [the landlord's men] caught me running away, I was very small, and they only cuffed me and cursed me. The second time they beat me up. The third time I was already fifteen and they gave me fifty heavy lashes, with two men sitting on me, one on my head and one on my feet. Blood came then from my nose and mouth. The overseer said: "This is only blood from the nose; maybe you take heavier sticks and bring some blood from the brain." They beat then with heavier sticks and poured alcohol and water with caustic soda on the wounds to make more pain. I passed out for two hours. Tibetan Interviews, 31.')" onmouseout="nd();">(16)

In addition to being under a lifetime bond to work the lord's land -- or the monastery's land -- without pay, the serfs were obliged to repair the lord's houses, transport his crops, and collect his firewood. They were also expected to provide carrying animals and transportation on demand. "It was an efficient system of economic exploitation that guaranteed to the country's religious and secular elites a permanent and secure labor force to cultivate their land holdings without burdening them either with any direct day-to-da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erf's subsistence and without the need to compete for labor in a market context."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5.')" onmouseout="nd();">(17)

The common people labored under the twin burdens of the corvée (forced unpaid labor on behalf of the lord) and onerous tithes. They were taxed upon getting married, taxed for the birth of each child, and for every death in the family. They were taxed for planting a new tree in their yard, for keeping domestic or barnyard animals, for owning a flower pot, or putting a bell on an animal. There were taxes for religious festivals, for singing, dancing, drumming, and bell ringing. People were taxed for being sent to prison and upon being released. Even beggars were taxed. Those who could not find work were taxed for being unemployed, and if they traveled to another village in search of work, they paid a passage tax. When people could not pay, the monasteries lent them money at 20 to 50 percent interest. Some debts wer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to grandson. Debtors who could not meet their obligations risked being placed into slavery for as long as the monastery demanded, sometimes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Tibetan Interviews, 25-26.')" onmouseout="nd();">(18)

The theocracy's religious teachings buttressed its class order. The poor and afflicted were taught that they had brought their troubles upon themselves because of their foolish and wicked ways in previous lives. Hence they had to accept the misery of their present existence as an atonement and in anticipation that their lot would improve upon being reborn. The rich and powerful of course treated their good fortune as a reward for -- and tangible evidence of -- virtue in past and present lives.

Torture and Mutilation in Shanghri-La

In the Dalai Lama's Tibet, torture and mutilation -- including eye gouging, the pulling out of tongues, hamstringing, and amputation of arms and legs -- were favored punishments inflicted upon thieves, runaway serfs, and other "criminals." Journeying through Tibet in the 1960s, Stuart and Roma Gelder interviewed a former serf, Tsereh Wang Tuei, who had stolen two sheep belonging to a monastery. For this he had both his eyes gouged out and his hand mutilated beyond use. He explains that he no longer is a Buddhist: "When a holy lama told them to blind me I thought there was no good in religion." The Timely Rain, 113.')" onmouseout="nd();">(19) Some Western visitors to Old Tibet remarked on the number of amputees to be seen. Since it was against Buddhist teachings to take human life, some offenders were severely lashed and then "left to God" in the freezing night to die. "The parallels between Tibet and medieval Europe are striking," concludes Tom Grunfeld in his book on Tibet.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rev. ed. (Armonk, N.Y. and London: 1996), 9 and 7-33 for a general discussion of feudal Tibet; see also Felix Greene, A Curtain of Ignoranc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1), 241-249;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3-5; and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passim.')" onmouseout="nd();">(20)

Some monasteries had their own private prisons, reports Anna Louise Strong. In 1959, she visited an exhibition of torture equipment that had been used by the Tibetan overlords. There were handcuffs of all sizes, including small ones for children, and instruments for cutting off noses and ears, and breaking off hands. For gouging out eyes, there was a special stone cap with two holes in it that was pressed down over the head so that the eyes bulged out through the holes and could be more readily torn out. There were instruments for slicing off kneecaps and heels, or hamstringing legs. There were hot brands, whips, and special implements for disembowling. Tibetan Interviews, 91-92.')" onmouseout="nd();">(21)

The exhibition presented photographs and testimonies of victims who had been blinded or crippled or suffered amputations for thievery. There was the shepherd whose master owed him a reimbursement in yuan and wheat but refused to pay. So he took one of the master's cows; for this he had his hands severed. Another herdsman, who opposed having his wife taken from him by his lord, had his hands broken off. There were pictures of Communist activists with noses and upper lips cut off, and a woman who was raped and then had her nose sliced away. Tibetan Interviews, 92-96.')" onmouseout="nd();">(22)

Theocratic despotism had been the rule for generations. An English visitor to Tibet in 1895, Dr. A. L. Waddell, wrote that the Tibetan people were under the "intolerable tyranny of monks" and the devil superstitions they had fashioned to terrorize the people. In 1904 Perceval Landon described the Dalai Lama's rule as "an engine of oppression" and "a barrier to all human improvement." At about that time, another English traveler, Captain W.F.T. O'Connor, observed that "the great landowners and the priests . . . exercise each in their own dominion a despotic power from which there is no appeal," while the people are "oppressed by the most monstrous growth of monasticism and priest-craft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Tibetan rulers, like those of Europe during the Middle Ages, "forged innumerable weapons of servitude, invented degrading legends and stimulated a spirit of superstition"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The Timely Rain, 123-125.')" onmouseout="nd();">(23)

In 1937, another visitor, Spencer Chapman, wrote, "The Lamaist monk does not spend his time in ministering to the people or educating them, nor do laymen take part in or even attend the monastery services. The beggar beside the road is nothing to the monk. Knowledge is the jealously guarded prerogative of the monasteries and is used to increase their influence and wealth." The Timely Rain, 125.')" onmouseout="nd();">(24)

Occupation and Revol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occupied Tibet in 1951, claiming suzerainty over that country. The 1951 treaty provided for ostensible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Dalai Lama's rule but gave China military control and exclusive right to conduct foreign relations. The Chinese were also granted a direct role in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to promote social reforms." At first, they moved slowly, relying mostly on persuasion in an attempt to effect change. Among the earliest reforms they wrought was to reduce usurious interest rates, and build some hospitals and roads.

Mao Zedung and his Communist cadres did not simply want to occupy Tibet. They desired the Dalai Lama's cooperation in transforming Tibet's feudal economy in accordance with socialist goals. Even Melvyn Goldstein,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Dalai Lama and the cause of Tibetan independence, allows that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in the West," the Chinese "pursued a policy of moderation." They took care "to show respect for Tibetan culture and religion" and "allowed the old feudal and monastic systems to continue unchanged. Between 1951 and 1959, not only was no aristocratic or monastic property confiscated, but feudal lords were permitted to exercise continued judicial authority over their hereditarily bound peasants."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52.')" onmouseout="nd();">(25) As late as 1957, Mao Zedung was trying to salvage his gradualist policy. He reduced the number of Chinese cadre and troops in Tibet and promised the Dalai Lama in writing that China would not implement land reforms in Tibet for the next six years or even longer if conditions were not yet ripe.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54.')" onmouseout="nd();">(26)

Nevertheless, Chinese rule over Tibet greatly discomforted the lords and lamas. What bothered them most was not that the intruders were Chinese. They had seen Chinese come and go over the centuries and had enjoyed good relations with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his reactionary Kuomintang rule in China. Return to Tibet (New York: Schocken, 1985), 29.')" onmouseout="nd();">(27) Indeed the approval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was needed to validate the choice of the present-day Dalai Lama and Panchen Lama. When the young Dalai Lama was installed in Lhasa, it was with an armed escort of Chiang Kaishek's troops and an attending Chinese minister, in accordance with centuries-old tradition. Tibetan Interview, 73.')" onmouseout="nd();">(28) What really bothered the Tibetan lords and lamas was that these latest Chinese were Communists. It would be only a matter of time, they were sure, before the Communists started imposing their egalitarian and collectivist solutions upon the highly privileged theocracy.

In 1956-57, armed Tibetan bands ambushed convoy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The uprising received extensive material support from the CIA, including arms, supplies, and military training for Tibetan commando units. It is a matter of public knowledge that the CIA set up support camps in Nepal, carried out numerous airlifts, and conducted guerrilla operations inside Tibet.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2); and William Leary, "Secret Mission to Tibet," Air & Space, December 1997/January 1998.')" onmouseout="nd();">(29) Meanwh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a Free Asia, a CIA front, energetically publicized the cause of Tibetan resistance. The Dalai Lama's eldest brother, Thubtan Norbu,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at group.

Many of the Tibetan commandos and agents whom the CIA dropped into the country were chiefs of aristocratic clans or the sons of chiefs. Ninety percent of them were never heard from again, according to a report from the CIA itself. (30) The small and thinly spread PLA garrisons in Tibet could not have captured them all. The PLA must have received support from Tibetans who did not sympathize with the uprising. This suggests that the resistance had a rather narrow base within Tibet. "Many lamas and lay members of the elite and much of the Tibetan army joined the uprising, but in the main the populace did not, assuring its failure," writes Hugh Deane. CovertAction Quarterly (Winter 1987).')" onmouseout="nd();">(31) In their book on Tibet, Ginsburg and Mathos reach a similar conclusion: "The Tibetan insurgents never succeeded in mustering into their ranks even a large fraction of the population at hand, to say nothing of a majority. As far as can be ascertained, the great bulk of the common people of Lhasa and of the adjoining countryside failed to join in the fighting against the Chinese both when it first began and as it progressed." Communist China and Tibet (1964), quoted in Deane, "The Cold War in Tibet." Deane notes that author Bina Roy reached a similar conclusion.')" onmouseout="nd();">(32) Eventually the resistance crumbled.

The Communists Overthrow Feudalism

Whatever wrongs and new oppressions introduced by the Chinese in Tibet after 1959, they did abolish slavery and the serfdom system of unpaid labor. They eliminated the many crushing taxes, started work projects, and greatly reduced unemployment and beggary. They built the only hospitals that exist in the country, and established secular education, thereby breaking the educational monopoly of the monasteries. They constructed running water and electrical systems in Lhasa. They also put an end to floggings, mutilations, and amputations as a form of criminal punishment. A Curtain of Ignorance, 248 and passim; and Grunfeld,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passim.')" onmouseout="nd();">(33)

The Chinese also expropriated the landed estates and reorganized the peasants into hundreds of communes. Heinrich Harrer wrote a bestseller about his experiences in Tibet that was made into a popular Hollywood movie. (It was later revealed that Harrer had been a sergeant in Hitler's SS. Los Angeles Times, 18 August 1997.')" onmouseout="nd();">(34)) He proudly reports that the Tibetans who resisted the Chinese and "who gallantly defended their independence . . . were predominantly nobles, semi-nobles and lamas; they were punished by being made to perform the lowliest tasks, such as laboring on roads and bridges. They were further humiliated by being made to clean up the city before the tourists arrived." They also had to live in a camp originally reserved for beggars and vagrants. Return to Tibet, 54.')" onmouseout="nd();">(35)

By 1961,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cres formerly owned by the lords and lamas had been distributed to tenant farmers and landless peasants. In pastoral areas, herds that were once owned by nobility were turned over to collectives of poor shepherds. Improvements were made in the breeding of livestock, and new varieties of vegetables and new strains of wheat and barley were introduced, along with irrigation improvements, leading to an increase in agrarian production.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36-38, 41, 57-58; London Times, 4 July 1966.')" onmouseout="nd();">(36)

Many peasants remained as religious as ever, giving alms to the clergy. But people were no longer compelled to pay tributes or make gifts to the monasteries and lords. The many monks who had been conscripted into the religious orders as children were now free to renounce the monastic life, and thousands did, especially the younger ones. The remaining clergy lived on modest government stipends, and extra income earned by officiating at prayer services, weddings, and funerals. The Timely Rain, 29 and 47-48.')" onmouseout="nd();">(37)

The charges made by the Dalai Lama himself about Chinese mass sterilization and forced deportation of Tibetans have remained unsupported by any evidence. Both the Dalai Lama and his advisor and youngest brother, Tendzin Choegyal, claimed that "more than 1.2 million Tibetans are dead as a result of the Chinese occupation." Imprimis (publication of Hillsdale College, Michigan), April 1999.')" onmouseout="nd();">(38) No matter how often stated, that figure is puzzling. The official 1953 census -- six years before the Chinese crackdown -- recorded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Tibet at 1,274,000. Other estimates varied from one to three million.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52-53.')" onmouseout="nd();">(39) Later census counts put the ethnic Tibetan population within the country at about two million. If the Chinese killed 1.2 million in the early 1960s then whole cities and huge portions of the countryside, indeed almost all of Tibet, would have been depopulated, transformed into a killing field dotted with death camps and mass graves -- of which we have seen no evidence. The Chinese military force in Tibet was not big enough to round up, hunt down, and exterminate that many people even if it had spent all its time doing nothing else.

Chinese authorities do admit to "mistakes" in the past,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1966-76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religious persecution reached a high tide in both China and Tibet. After the uprising in the late 1950s, thousands of Tibetans were incarcerated.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orced collectivization and grain farming was imposed on the peasantry, sometimes with disastrous effect. In the late 1970s, China began relaxing controls over Tibet "and tried to undo some of the damage wrought during the previous two decade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2 February 1998.')" onmouseout="nd();">(40) In 1980,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itiated reforms reportedly designed to grant Tibet a greater degree of self-rule and self-administration. Tibetans would now be allowed to cultivate private plots, sell their harvest surpluses, decide for themselves what crops to grow, and keep yaks and sheep.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was again permitted, and frontier controls were eased to permit Tibetans to visit exiled relatives in India and Nepal.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47-48.')" onmouseout="nd();">(41)

Elites, Émigrés, and CIA Money

For the Tibetan upper class lamas and lords, the Communist intervention was a calamity. Most of them fled abroad, as did the Dalai Lama himself, who was assisted in his flight by the CIA. Some discovered to their horror that they would have to work for a living. Those feudal elites who remained in Tibet and decid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new regime faced difficult adjustments. Consider the following:

In 1959, Anna Louise Strong visited 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National Minorities in Beijing which trained various ethnic minorities for the civil service or prepared them for entrance into agricultural and medical schools. Of the 900 Tibetan students attending, most were runaway serfs and slaves. But about 100 were from privileged Tibetan families, sent by their parents so that they might win favorable posts in the new administration. The class divide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was all too evident. As the institute's director noted:

Those from noble families at first consider that in all ways they are superior. They resent having to carry their own suitcases, make their own beds, look after their own room. This, they think, is the task of slaves; they are insulted because we expect them to do this. Some never accept it but go home; others accept it at last. The serfs at first fear the others and cannot sit at ease in the same room. In the next stage they have less fear but still feel separate and cannot mix. Only after some time and considerable discussion do they reach the stage in which they mix easily as fellow students, criticizing and helping each other. Tibetan Interviews, 15-16.')" onmouseout="nd();">(42)

The émigrés' plight received fulsome play in the West and substantial support from U.S. agencies dedicated to 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economic inequality. Throughout the 1960s the Tibetan exile community secretly received $1.7 million a year from the CIA, according to documents released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in 1998. Once this fact was publicized, the Dalai Lama's organization itself issued a statement admitting that it had received millions of dollars from the CIA during the 1960s to send armed squads of exiles into Tibet to undermine the Maoist revolution. The Dalai Lama's annual share was $186,000, making him a paid agent of the CIA. Indian intelligence also financed him and other Tibetan exiles. Los Angeles Times, 15 September 1998; and New York Times, 1 October, 1998.')" onmouseout="nd();">(43) He has refused to say whether he or his brothers worked with the CIA. The agency has also declined to comment.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7 January 1997.')" onmouseout="nd();">(44)

While presenting himself as a defender of human rights, and having w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in 1989, the Dalai Lama continued to associate with and be advised by aristocratic émigrés and other reactionaries during his exile. In 1995, the Raleigh, N.C. News & Observer carried a frontpage color photograph of the Dalai Lama being embraced by the reactionary Republican senator Jesse Helms, under the headline "Buddhist Captivates Hero of Religious Right." News & Observer, 6 September 1995, cited in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3.')" onmouseout="nd();">(45) In April 1999, along with Margaret Thatcher, Pope John Paul II, and the first George Bush, the Dalai Lama called upo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release Augusto Pinochet, the former fascist dictator of Chile and a longtime CIA client who had been apprehended while visiting England. He urged that Pinochet be allowed to return to his homeland rather than be forced to go to Spain where he was wanted by a Spanish jurist to stand trial for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Today, mostly through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nd other conduits that are more respectable-sounding than the CIA, the US Congress continues to allocate an annual $2 million to Tibetans in India, with additional millions for "democracy activities" within the Tibetan exile community. The Dalai Lama also gets money from financier George Soros, who now runs the CIA-created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and other institutes. CovertAction Quarterly no. 74 (Fall 2002).')" onmouseout="nd();">(46)

The Question of Culture

We are told that when the Dalai Lama ruled Tibet, the people lived in contented symbiosis with their monastic and secular lords, in a social order sustained by a deeply spiritual, nonviolent culture. The peasantry's profound connection to the existing system of sacred belief supposedly gave them a tranquil stability, inspired by humane and pacific religious teachings. One is reminded of the idealized imagery of feudal Europe presented by latter-day conservative Catholics such as G. K. Chesterton and Hilaire Belloc. For them, medieval Christendom was a world of contented peasants living in deep spiritual bond with their Church,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lords. The Timely Rain, 64.')" onmouseout="nd();">(47) The Shangri-La image of Tibet bears no more resemblance to historic reality than does the romanticized image of medieval Europe.

It might be said that we denizens of the modern secular world cannot grasp the equations of happiness and pain, contentment and custom, that characterize more "spiritual" and "traditional" societies. This may be true, and it may explain why some of us idealize such societies. But still, a gouged eye is a gouged eye; a flogging is a flogging; and the grinding exploitation of serfs and slaves is still a brutal class injustice whatever its cultural embellishments.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a spiritual bond and human bondage, even when both exist side by side.

To be sure, there is much about the Chinese intervention that is to be deplored. In the 1990s, the Han,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 comprising over 95 percent of China's vast population, began moving in substantial numbers into Tibet and various western provinces. New Yorker, 14 & 21 October 2002.')" onmouseout="nd();">(48) These resettlements have had an effect on the indigenous cultures of western China and Tibet. On the streets of Lhasa and Shigatse, signs of Chinese preeminence are readily visible. Chinese run the factories and many of the shops and vending stalls. Tall office buildings and large shopping centers have been built with funds that might have been better spent on water treatment plants and housing.

Chinese cadres in Tibet too often adopted a supremacist attitude toward the indigenous population. Some viewed their Tibetan neighbors as backward and lazy, in nee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atriotic education." During the 1990s Tibetan government employees suspected of harboring nationalist sympathies were purged from office, and campaigns were launched to discredit the Dalai Lama. Individual Tibetans reportedly were subjected to arrest, imprisonment, and forced labor for attempting to flee the country, and for carrying out separatist activities and engaging in political "subversion." Some arrestees were held in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without adequate food, water, and blankets, subjected to threats, beatings, and other mistreatment. A Generation in Peril (Berkeley Calif.: 2001), passim.')" onmouseout="nd();">(49)

Chinese family planning regulations that allow a three-child limit for Tibetan families have been enforced irregularly and vary by district. If a couple goes over the limit, the excess children can be denied subsidized daycare, health care, housing, and education. Meanwhile, Tibetan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are slighted in schools. Teaching materials, though translated into Tibetan, focus o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 Generation in Peril, 66-68, 98.')" onmouseout="nd();">(50)

Still, the new order has its supporters. A 1999 story in The Washington Post notes that the Dalai Lama continues to be revered in Tibet, but

. . . few Tibetans would welcome a return of the corrupt aristocratic clans that fled with him in 1959 and that comprise the bulk of his advisers. Many Tibetan farmers, for example, have no interest in surrendering the land they gained during China's land reform to the clans. Tibet's former slaves say they, too, don't want their former masters to return to power.

"I've already lived that life once before," said Wangchuk, a 67-year-old former slave who was wearing his best clothes for his yearly pilgrimage to Shigatse, one of the holiest sites of Tibetan Buddhism. He said he worshipped the Dalai Lama, but added, "I may not be free under Chinese communism, but I am better off than when I was a slave." Washington Post, 23 July 1999.')" onmouseout="nd();">(51)

To support the Chinese overthrow of the Dalai Lama's feudal theocracy is not to applaud everything about Chinese rule in Tibet. This point is seldom understood by today's Shangri-La adherents in the West.

The converse is also true. To denounce the Chinese occupation does not mean we have to romanticize the former feudal régime. One common complaint among Buddhist proselytes in the West is that Tibet's religious culture is being destroy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is does seem to be the case. But what I am questioning here is the supposedly admirable and pristinely spiritual nature of that pre-invasion culture. In short, we can advocate religious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for Tibet without having to embrace the mythology of a Paradise Lost.

Finall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criticism posed herein is not intended as a personal attack on the Dalai Lama. He appears to be a nice enough individual, who speaks often of peace, love, and nonviolence. In 1994, in an interview with Melvyn Goldstein, he went on record as having been since his youth in favor of building schools, "machines," and roads in his country. He claims that he thought the corvée and certain taxes imposed on the peasants "were extremely bad." And he disliked the way people were saddled with old debts sometimes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51.')" onmouseout="nd();">(52) Furthermore, he reportedly has established "a government-in-exile" featuring a written constitution, a representative assembly, and other democratic essentials. (53)

Like many erstwhile rulers, the Dalai Lama sounds much better out of power than in power. Keep in mind that it took a Chinese occupation and almost forty years of exile for him to propose democracy for Tibet and to criticize the oppressive feudal autocracy of which he himself was the apotheosis. But his criticism of the old order comes far too late for ordinary Tibetans. Many of them want him back in their country, but it appears that relatively few want a return to the social order he represented.

In a book published in 1996, the Dalai Lama proffered a remarkable statement that must have sent shudders through the exile community. It reads in part as follows:

Of all the modern economic theories, the economic system of Marxism is founded on moral principles, while capitalism is concerned only with gain and profitability. Marxism is concern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on an equal basis and the equitable utilization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t is also concerned with the fate of the working classes-that is the majority -- as well as with the fate of those who are underprivileged and in need, and Marxism cares about the victims of minority-imposed exploitation. For those reasons the system appeals to me, and it seems fair. . . .

The failure of the regime in the Soviet Union was, for me not the failure of Marxism but the failure of totalitarianism. For this reason I think of myself as half-Marxist, half-Buddhist. Beyond Dogma: Dialogues and Discourses (Berkeley, Calif.: North Atlantic Books, 1996).')" onmouseout="nd();">(54)

And more recently in 2001, while visiting California, he remarked that "Tibet, materially, is very, very backward. Spiritually it is quite rich. But spirituality can't fill our stomach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7 May 2001.')" onmouseout="nd();">(55) Here is a message that should be heeded by the affluent well-fed Buddhist proselytes in the West who cannot be bothered with material considerations as they romanticize feudal Tibet.

Buddhism and the Dalai Lama aside, what I have tried to challenge is the Tibet myth, the Paradise Lost image of a social order that was little more than a despotic retrograde theocracy of serfdom and poverty, so damaging to the human spirit, where vast wealth was accumulated by a favored few who lived high and mighty off the blood, sweat, and tears of the many. For most of the Tibetan aristocrats in exile, that is the world to which they fervently desire to return. It is a long way from Shangr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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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Parenti is an internationally known author and lecturer. He is one of the nation's leading progressive political analysts. Parenti received his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Yale University in 1962. He has taught at a number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Parenti's most recent books are To Kill a Nation (Verso); The Terrorism Trap (City Lights); and The Assassination of Julius Caesar: A People's History of Ancient Rome (New Press). You can fi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Michael Parenti at michaelparent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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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1. Melvyn C.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6-16. (back)

^2. Mark Juergensmeyer, 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13. (back)

^3. Kyong-Hwa Seok, "Korean monk gangs battle for temple turf," San Francisco Examiner, December 3, 1998. (back)

^4. Gere quoted in "Our Little Secret," CounterPunch, 1-15 November 1997. (back)

^5. Dalai Lama quoted in Donald Lopez 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and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8), 205. (back)

^6. Stuart Gelder and Roma Gelder, The Timely Rain: Travels in New Tibe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4), 119. (back)

^7.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123. (back)

^8. Pradyumna P. Karan,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The Impact of Chinese Communist Ideology on the Landscape (Lexington,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6), 64. (back)

^9.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62 and 174. (back)

^10. As skeptically noted by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9. (back)

^11. See the testimony of one serf who himself had been hunted down by Tibetan soldiers and returned to his master: Anna Louise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Peking: New World Press, 1929), 29-30 90. (back)

^12. Melvyn Goldstein, William Siebenschuh, and Tashì-Tsering,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Tibet: The Autobiography of Tashì-Tsering (Armonk, N.Y.: M.E. Sharpe, 1997). (back)

^13.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110. (back)

^14.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15, 19-21, 24. (back)

^15. Quoted in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25. (back)

^16.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31. (back)

^17.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5. (back)

^18.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175-176; and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25-26. (back)

^19.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113. (back)

^20. A. Tom Grunfeld,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rev. ed. (Armonk, N.Y. and London: 1996), 9 and 7-33 for a general discussion of feudal Tibet; see also Felix Greene, A Curtain of Ignoranc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1), 241-249;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3-5; and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passim. (back)

^21.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91-92. (back)

^22.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92-96. (back)

^23. Waddell, Landon, and O'Connor are quoted in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123-125. (back)

^24. Quoted in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125. (back)

^25.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52. (back)

^26.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54. (back)

^27. Heinrich Harrer, Return to Tibet (New York: Schocken, 1985), 29. (back)

^28.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 73. (back)

^29. See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2); and William Leary, "Secret Mission to Tibet," Air & Space, December 1997/January 1998. (back)

^30. Leary, "Secret Mission to Tibet." (back)

^31. Hugh Deane, "The Cold War in Tibet," CovertAction Quarterly (Winter 1987). (back)

^32. George Ginsburg and Michael Mathos Communist China and Tibet (1964), quoted in Deane, "The Cold War in Tibet." Deane notes that author Bina Roy reached a similar conclusion. (back)

^33. See Greene, A Curtain of Ignorance, 248 and passim; and Grunfeld,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passim. (back)

^34. Los Angeles Times, 18 August 1997. (back)

^35. Harrer, Return to Tibet, 54. (back)

^36. Karan,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36-38, 41, 57-58; London Times, 4 July 1966. (back)

^37.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29 and 47-48. (back)

^38. Tendzin Choegyal, "The Truth about Tibet," Imprimis (publication of Hillsdale College, Michigan), April 1999. (back)

^39. Karan,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52-53. (back)

^40. Elaine Kurtenbach, Associate Press report,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2 February 1998. (back)

^41.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47-48. (back)

^42.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15-16. (back)

^43. Jim Mann, "CIA Gave Aid to Tibetan Exiles in '60s, Files Show," Los Angeles Times, 15 September 1998; and New York Times, 1 October, 1998. (back)

^44. Reuters report,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7 January 1997. (back)

^45. News & Observer, 6 September 1995, cited in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3. (back)

^46. Heather Cottin, "George Soros, Imperial Wizard," CovertAction Quarterly no. 74 (Fall 2002). (back)

^47. The Gelders draw this comparison, The Timely Rain, 64. (back)

^48. The Han have also moved into Xinjiang, a large northwest province about the size of Tibet, populated by Uighurs; see Peter Hessler, "The Middleman," New Yorker, 14 & 21 October 2002. (back)

^49. Report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Lawyers for Tibet, A Generation in Peril (Berkeley Calif.: 2001), passim. (back)

^50.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Lawyers for Tibet, A Generation in Peril, 66-68, 98. (back)

^51. John Pomfret, "Tibet Caught in China's Web," Washington Post, 23 July 1999. (back)

^52.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51. (back)

^53. Tendzin Choegyal, "The Truth about Tibet." (back)

^54. The Dalai Lama in Marianne Dresser (ed.), Beyond Dogma: Dialogues and Discourses (Berkeley, Calif.: North Atlantic Books, 1996). (back)

^55. Quoted i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7 May 2001. (back)

[转贴]触目惊心:《中国的污染》获人道主义摄影奖(组图)

2009-10-22T13:41:00.000-07:00

　2009年10月14日晚上，第30届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基金在美国纽约美国亚洲协会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来自中国的卢广以《关注中国污染》的专题摄影获得了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

　　获奖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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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成立于1979年的尤金·史密斯基金会为纪念世界著名摄影师尤金·史密斯而建。基金会秉持“对摄影的激情、对生命的关怀、对社会的探究”的原则，面向全球纪实摄影者设立了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下设大奖1名和鼓励奖1至2名。1996年，为纪念基金会重要成员、尤金·史密斯的好友、摄影家霍华德·查普尼克，基金会又设立了霍华德·查普尼克摄影奖，面向全球致力于新闻摄影发展活动的摄影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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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泰兴化工园区的化工废料堆放长江堤上

　　200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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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安阳市范家庄离炼钢炉只有一墙之隔，村里每天都下铁雨，村民在这污染严重的环境下生活

　　200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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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萧山化工园区的工业污水排放河道后再经过河闸排放钱塘江

　　200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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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安阳钢铁厂出来的污水流入安阳河

　　2008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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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贵屿镇河流、水塘都已被污染，村民们只好在被严重污染的水塘里洗涤

　　2005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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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石嘴山湖滨工业园区高大的烟囱上粉尘从天而降.当地居民他们出门就得做好防范措施

　　200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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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黄海海岸线上，无数的污水管道埋在海滩上，甚至延伸进深海

　　2008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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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马鞍山长江岸边有很多小规模的选铁厂、塑料加工厂，排放大量污水进入长江

　　2009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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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拉僧庙发电厂二条黑色的巨龙覆盖着村庄

　　2005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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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常熟市氟化学工业园污水处理厂，负责收集处理各化工厂的污水，但他们并没有处理污水，通过管道从长江底延伸1500米处排放污水。

　　2009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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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马鞍山化工园区长江边上被化工厂污染的土地

　　2009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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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2 2: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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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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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发展。
子孙后代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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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2 2: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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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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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如果真想同中央改善关系就应当改弦易辙 zz

2009-10-15T09:49:00.000-07:00

达赖喇嘛如果真想同中央改善关系就应当改弦易辙

——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答德国《焦点》杂志记者问

（2009年9月22日）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按：9月22日，应德国《焦点》杂志记者要求，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接受了采访，条件是《焦点》应刊载采访主要内容。在两个小时采访过程中，朱维群详细回答了记者提问。10月5日，《焦点》杂志以译成汉语400余字的篇幅报道了此次采访。本中心特此将采访主要内容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朱维群：首先对德国《焦点》杂志古德隆·多梅泰特女士和你的同事到中央统战部来表示欢迎。我希望你们的采访能够自由一些，随意一些，包括提出你们认为是尖锐的问题。但是，我也希望我谈的主要内容，你们能够刊出。因为我见过不少西方记者，发现他们有一个不太好的倾向，就是当我谈的内容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们没有勇气予以报道。

记者：多谢您这番非常热情的欢迎，也感谢给我们这样的一次采访机会，我们都非常知道有这样一个机会不是那么平常的事情。你刚才说，我们认为尖锐的问题都可以提，那我们就当真了。

图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

　　各国都有权根据本国实际处理自己的民族关系

记者：在中国，西藏是一个自治区，您是怎么理解“自治”这个概念的？

朱维群：这个问题既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政治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有56个民族，我们实行“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这样一个民族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就是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人口比例比较大的地区，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8％略多一些，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面积达到我们整个国土面积的 64%。中国民族分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民族混居的程度比较高。比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西藏，除了藏族，还有门巴、珞巴、满、回、羌、汉等众多的民族。在普通的省市，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北京市以及中东部省，也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群众居住，他们同样享受公民的各项权利和少数民族应该得到的照顾。各国的民族构成不一样，历史、文化、传统不一样，所以实行某种自治的国家实际上自治的方式也不可能一样。各国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实际来决定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处理民族关系。换句话说，同样是“自治”这一个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理解不一样，实行政策的内涵不一样。谁也没有权利把自己的一套强加给别的国家。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包括哪些内涵，这在我国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实践中都得到了认真的贯彻、落实。我们会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充实我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容，使它更加完善。但是，我们不会偏离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总方向。如果说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应当是什么样子，更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现在实行的这个样子。

记者：我们想知道西藏人民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权利，他们对民族地区的发展作出自我决定的权利，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朱维群：由西藏各族人民选出来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根据《宪法》的原则，或者在不违反《宪法》原则的前提下，享有决定西藏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各项事务的充分权利。同时我要指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您所理解的纯而又纯的某个民族单独的自我治理。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和国家的统一、中华民族的团结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团结，也就没有任何自治可言，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我们国家不统一、民族不团结，我们所有的民族都要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侵略，这个时候谈不上任何自治。

我这里就自治权利问题举一个例子。譬如，有些朋友关心，藏族在西藏的干部队伍当中到底占有多大的比例？达赖喇嘛攻击说藏人在西藏已经丧失了政治地位，我要告诉你们，这完全是假话。在西藏，自治区这一级的干部70%以上是藏族，地区这一级80%以上是藏族，县和县以下90%以上是藏族。

达赖喇嘛的态度反映他对翻身当了主人的藏族广大群众的仇恨、蔑视和傲慢

记者：达赖喇嘛以及某些藏人对中方提出的斥责，他们的理由是，在现代化过程当中，他们被排斥在外，没有得到充分的参与，也包括在文化和宗教事务上的足够的参与权。您能够理解他们这样一种斥责吗？藏人的确是担任了很多职务，占的比例很大，但是这些职务都不是真正的、重要的、关键的职务，真正的政策是北京这边拍板的。

朱维群：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广大藏族干部和群众的全力投入，如果如同达赖喇嘛所说的我们的藏族干部没有实权，那么西藏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当中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西藏现在人口是280万，藏族占到92%以上，也就是说，汉族和其他民族充其量只有二十几万人。您不可能想象仅仅靠二十几万人能把一个昔日封建农奴制的西藏建设成今天您看到的这个西藏，展现出您在拉萨和其他城市以及广大农村所看到的景象。

说藏族干部仅仅占有形式上的职务而不是关键性的职务，这完全违背事实。自治区政府主席向巴平措是藏族，难道这不是一个关键职务吗？自治区人大主任列确同志是藏族，难道说这不是实质性的职务吗？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党委办公厅秘书长也是藏族。就是说，执政党自治区级组织的四个重要机构，办公厅、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有三个是藏族同志当第一把手。藏族同志担任党、政、军、群重要部门领导职务，多得数不过来。从自治区一级到乡镇一级，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统计，党的组织的第一把手，藏族占到70%以上。达赖喇嘛把我们这么多的藏族干部和同志说成是汉人的傀儡，说成是占着位置而不能发挥作用，这是对藏族的诬蔑。不仅完全不符合事实，而且表现出他作为旧西藏高层僧侣、大贵族、大农奴主的代言人，对翻身当了主人的藏民族广大群众的仇恨、蔑视和傲慢。

达赖喇嘛为什么如此愤愤不平呢？原因很简单，在他看来，如果不是他和他周围的那一小部分人，也就是1959年因为反对民主改革而发动叛乱，失败后逃亡国外的这部分人，由他们回来执掌政权，重操一切，那么就不是“自治”。他所希望的 “自治”无非就是任由他们这些人恢复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恢复旧西藏达赖喇嘛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而这一切是同我们国家的前进方向、西藏的前进方向，以及西藏各族人民的利益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所以，现在不是我来理解他对我们斥责的问题，而是他应当接受我们中央政府和西藏各族人民对他妄图恢复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斥责！

图为德国《焦点》杂志古德隆·多梅泰特女士。

达赖喇嘛的分裂主义主张和行为并没有改变

记者：中国最近几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难道不应该承认达赖喇嘛本人也发生了变化？他不是想去恢复西藏封建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贵方这样对达赖喇嘛极度的不信任和猜疑，原因是什么？指责达赖喇嘛在搞分裂祖国的活动，说2008年拉萨骚乱幕后的煽动者或者主谋就是达赖喇嘛，中方有什么证据吗？达赖喇嘛强调要有一个真正的自治，并不是要分裂祖国，而且他在劝阻或约束一些有暴力倾向的年轻人。

朱维群：您刚才肯定了中国这些年包括西藏在内发生了巨变，承认了达赖喇嘛代表的旧西藏实行的是封建农奴制，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一致。但是我们有不一致的地方，就是您认为达赖喇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我认为他没有本质性的变化。首先我要重复地讲，达赖喇嘛当初为什么跑出去？1959年他跑出去是因为他反对西藏的民主改革。实际上，当时中央为了照顾西藏上层的利益，已经明确把民主改革往后再推迟，而且要征求达赖喇嘛的同意。但是达赖喇嘛为了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永远不变，宁可发动武装叛乱。

达赖喇嘛叛逃出去以后，从1959年一直到整个60年代，在某些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对我们的边境地区进行了长达十多年之久的武装、流血的骚扰。这个事实，我希望有些朋友不要忘记，或者故意抹杀。到了70年代末，由于他的捣乱破坏、武装骚扰屡遭失败，也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达赖喇嘛声称不搞“西藏独立”了，改行“中间道路”了。但是他的“中间道路”仍然是“半独立”，“变相独立 ”，本质上仍然是“西藏独立”那一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这一点早在80年代初我们中央领导同志接见达赖喇嘛派回国内的参观团的时候，就已经明确指出。近几年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许多场合多次解释，为什么说“中间道路”本质还是“西藏独立”。

中央对达赖喇嘛一直是留有出路的，他叛乱出逃之后，中央把他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一直保持到1964年。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达赖喇嘛表示愿意和中央接触商谈的时候，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又开始了和他的接触。但是，达赖喇嘛这些人完全辜负了中央的好意。一是公然向中央提出了所谓的“大藏区”、“高度自治”，二是在西藏策划了一系列的分裂主义活动和“打、砸、抢、烧”犯罪活动，在 1987年、1988年、1989年这种活动达到高峰，导致拉萨1989年不得不实施戒严。从去年3月14日事件发生，到北京奥运会结束，他们的这种捣乱破坏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去年之所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很清楚，就是企图以绑架奥运会为要挟，迫使中央在所谓“实质性问题”上对他作出让步。但是他们的这个图谋，众所周知，完全破产。三是在搞乱藏区没有效果的情况下，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到处去进行所谓的“访问”，蓄意使中国和有关国家关系产生紧张。我们希望达赖喇嘛发生您所说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应该仅仅是口头上的，而应该是实际的。我们始终没有看到这种变化。

至于您刚才问到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事件，说是达赖喇嘛策划的有什么证据？我认为事实是很清楚的。第一，这个分裂主义集团包括所谓“流亡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违反中国法律的，本身就是动乱的根源。第二，从2007年开始，也就是在我们筹备奥运会期间，达赖集团特别是它的“藏青会”等极端组织策划了一系列扰乱西藏的计划，其中包括所谓的“西藏人民大起义计划”。后来在拉萨发生的很多暴力犯罪事件，都和“西藏人民大起义计划”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达赖喇嘛虽然很注意把自己的手洗干净，但他还是按捺不住，多次公开讲话，对 “3·14事件”中少数人的暴力犯罪活动给予支持，企图煽动更大的事件。比如他曾经这样说，无论藏人在何时何地做何事，都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比如他多次散布，说拉萨的“打、砸、抢、烧”事件是中国当局、中国军队干的，嫁祸于藏族。一直到今年4月24日他在美国还造这个谣。再比如，去年4月6日，达赖喇嘛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的时候声称，“拉萨大部分被烧的汉人商店，是有从事卖淫活动的场所，是有妓女的场所。”把人家商店烧了还诬蔑人家是妓院，把人家人烧死了，还诬蔑人家是妓女。有一个商店被坏分子一把火烧死了5个女孩子，都是18、19岁的青年人，其中还有一个是藏族，达赖喇嘛有什么证据说她们是妓女？这像是一个佛陀弟子说的话吗？像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说的话吗？我这里仅仅列举了达赖喇嘛很少一部分言论，但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达赖喇嘛到底是在灭火，还是在火上浇油？是在约束暴力，还是在鼓吹、纵容暴力？

中国人绝不允许外国干涉我国内政

记者：如果中方如此肯定达赖喇嘛和他的一些支持者是去年“3·14”事件背后主谋，那为什么中国不能请一些国际人士去搜集相关的证据。如果来龙去脉搞清楚的话，国际社会一些人的猜疑，不就可以打消了吗？

朱维群：我理解您提出这个问题出于好意。但是，我们中国人办事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内政不受外国的干预，包括外国人，也包括外国的机构。西藏的事情纯属中国的内政。我们会向外国朋友介绍有关的情况，解释有关的问题，包括请您到西藏去采访，但是我们不会允许外国人、外国机构来插手，干涉我们内政，在中国事务上充当什么中间人，充当什么道义的执行者。中国人站起来已经60年了，事实证明了我们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解决好我们内部的一切事务。外国人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我可以说得再清楚一点：1840年以后的100多年当中，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受害者。受害者的感受和加害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人心目中，外国干预者的道义形象并不如同他们自己想像的那般美好。

记者：不好意思，我并不是要质疑中国处理自己内政的事务的能力，我只是想说，是不是可以借助国际上的一些机会，让大家能够对达赖喇嘛去神圣化，揭开他身上神秘的面纱。在西方很多国家，达赖喇嘛拥有非常多的同情者。

朱维群：我知道一些外国人和外国机构十分热烈、十分迫切地想介入到我们和达赖喇嘛的关系中来，介入到所谓的“西藏问题”中来。我再次说，没有这个必要和可能性。

至于说达赖喇嘛在一些国家有众多的所谓“同情者”，这是这些国家的当政者和新闻媒体自己造成的。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在1989年以前，达赖喇嘛在西方有多少支持者和同情者？甚至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喇嘛？达赖喇嘛是被西方一些人作为整治中国的工具而抬高的。包括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实际上是1989年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行动的一部分。

但是，这种状态一旦形成了以后，想要改变这种状态就有点麻烦了，这就给有关国家后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带来了一个很不利的因素。当这些国家当政者认识到需要改善与中国关系时，却不能不受到达赖喇嘛“同情者”的牵制。这个问题是这些国家自己造成的。希望有些国家从中汲取一些教训。

我们并不想把西藏的门对世界关上，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它的门应该是向世界敞开的。我们欢迎大家到西藏来旅游，来帮助建设，来进行采访，但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欢迎外国人到我们这里来指手划脚。我举一个例子。不久前我会见一个国家的政要，他说：我们向中国索要十几个关于“3·14”事件以后被捕者下落的个案，而中国只提供了少数几个，我们感到很不满意。我告诉这位朋友：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没有义务向外国提供属于我们主权范围内的刑事案件的处理情况。我们之所以向你们提供了若干个案，是因为我们两国关系不错，而不是因为我们负有这种义务和责任。我告诉他，如果由我来决定这个事情，我一个都不提供！

记者：您可能知道，中国的威望因为西藏的问题已经受到损害，西藏很长一段时间是封闭的，不允许我们记者自由前往去采访。您不想利用这个良机，向世界的舆论公布您对某国要人所要求的个案的调查结果？

朱维群：向某国政要提供几个个案情况，是看在两国关系不错的份儿上。但是提供什么、提供多少、什么时候提供，乃至最后提供不提供，这都是我们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在主权范围内，哪些事情做，哪些事情不做，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要符合我们中国的利益。您刚才说到的，我们西藏对于外国新闻媒体一段时间以来实行封闭。其实只是加强一些管理措施，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关过门，“3·14”以来始终有外国记者经过允许到西藏去采访。现在，我们正安排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去西藏，包括您在内。但是西藏的门开多大，说到底，我们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从西藏稳定、发展的需要出发。中国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先生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了解西藏，也希望外国媒体说我们的好话。但是，多说几句好话、少说几句好话毕竟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利益不能受到损害。

达赖喇嘛如果真想同中央改善关系，就应当改弦易辙

记者：2008年年底的时候，贵方同达赖的私人代表终止了商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你们会再跟他进行商谈？

朱维群：首先我要说明，不是中央方面终止接谈，而是达赖喇嘛方面终止接谈。达赖喇嘛悍然终止同中央的接触有过两次了。第一次是经过70年代末80年代初多次接触之后，他发现他的那套东西不可能在中央这里取得什么突破，后来，由于发生了1989年北京风波和苏联、东欧政局的变化，他错误估计形势，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长久了，中国政府很快就要垮台了，于是在90年代初宣布终止和中央的接谈。

对于达赖喇嘛来说，很不幸的是中国没有垮。到了2002年，他不得不再次提出希望和中央接触。我们中央历来是宽宏大量的，这就有了从2002年一直到2008年九次接触商谈，其中有三次是去年一年当中进行的。

在去年11月的第三次接谈中，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拿出一份《为全体藏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并狂妄要求，今后的接谈要以《备忘录》为基础，中央必须接受这个《备忘录》。我们很清楚地向他们表示，这个《备忘录》仍然是“半独立”、“ 变相独立”乃至“西藏独立”的货色，中央是不可能接受的。于是这位私人代表当面向我们宣称，接谈不再进行。紧接着还是在11月，达赖集团召开了一个所谓的 “全体流亡藏人特别会议”。这个会议作出了一个决定，就是中止和中央的接触商谈。所以说达赖喇嘛已是两次主动中断接触商谈。

我们中央的态度始终如一。就是说，接触商谈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要谈的只能是在达赖喇嘛放弃分裂主义主张和行为的前提下，他的个人前途问题，想谈“西藏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那么没什么可谈。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态度。达赖喇嘛方面如果愿意和我们再接着谈，可以，但是，他要注意几件事。第一，对于他两次悍然中断接触商谈，特别是去年第二次中断接触商谈，总应该向中央有一个交待吧。第二，去年11月以后，他们自己也感到中断接谈在政治上太愚蠢了，又放出空气说还要谈，但是声称再谈还是以那个《备忘录》为基础。这个《备忘录》已经被中央批回去了，再拿这个东西和中央谈，能谈出什么来？也就是说，他们应当对他们的政治纲领有一个认真、彻底的反思和改正。

记者：用什么样的形式呢？

朱维群：形式多得很。只要有想法，有决心，通道是存在的。第三，达赖喇嘛从去年到今年，不辞辛苦，加快在一些国家游走。我曾经对他的私人代表说过，你们让这样一个高龄老人以这样的频率到处跑，太不人道。由于达赖集团的政治性质，他到一些国家去势必给中国和有关的国家的关系带来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麻烦。达赖喇嘛这种使中央不快，不利于中国和有关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的动作，应该收敛。

　把达赖喇嘛说成是单纯宗教人士，是自欺欺人

记者：你讲的达赖喇嘛的这些行为是说他的一些政治上的宣示吗？是指政治色彩的声音吗？

朱维群：达赖喇嘛到一些国家游走，一些国家的政要推卸说达赖是一个宗教人士，他的活动属于宗教活动而不是政治活动，所以无法阻止，不能管束。这是毫无道理的，是自欺欺人。达赖喇嘛固然是一个“活佛”——我希望他能记住他“达赖喇嘛”封号还是中国中央政府封给他的——但更是一个政治流亡者。他是所谓“流亡政府”的最高政教首领，是这个分裂国家的政治集团的头头。这样一个人到国际上活动，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同意。

达赖喇嘛到各国去，是不是如同他自己及某些人反复声称的只讲宗教？实际情况大家都很清楚。我会见您之前，在办公室抽屉里随便翻了翻，这就找出了去年5月22日达赖喇嘛在英国议会“作证”的谈话、8月13日在法国参议院“作证”的谈话、12月4日在欧洲议会的谈话以及其他一堆材料。有趣的是，还找到了今年8月2日他接受贵国“德国之声”采访的谈话。所有这些谈话和宗教都没有什么关系，全部都是政治性谈话。全部引用实在是太冗长，何况这些材料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找到，我这里只引用他接受“德国之声”专访的一段话：“共产党执政已经60 年了，60岁到了退休的年龄了，他如果现在退休的话是一种光荣的退休，而如果被别的政治力量赶下台的话，这就不光荣了。”请问这是宗教还是政治？

达赖喇嘛一方面说要和中央接触商谈，一方面要共产党退休、下台，这是什么意思？是真想谈还是假想谈？达赖喇嘛不要把接谈当成作秀。如果真心想和中央谈，当前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营造一个有利于接触商谈的气氛，而不要恶化这个气氛。达赖喇嘛要共产党退休、下台，这个心思最近越来越公开化了，不但在德国，而且在好几个场合包括在我国台湾，他都反复讲这个话。我希望这个话不是达赖喇嘛的本意，而是他身边的有些人为了破坏他和中央的关系，故意给他设计的。

如果没有一些外国势力的支持，达赖喇嘛一天也混不下去

记者：达赖喇嘛讲了这些话，作为中共来说，会不会理解为达赖喇嘛是自己政治竞争对手，是不是认为他挑战了中共的垄断地位？

朱维群：达赖喇嘛看着共产党执政，不舒服60年了，从他叛逃出去算起，也有50年了。几十年来，他给我们添了一些麻烦，但是，他构不成什么竞争者、挑战者。我们这个党，还怕这么一个代表封建奴隶制的喇嘛竞争和挑战吗？如果连达赖喇嘛都能够对我们构成竞争和挑战，我们中国共产党就不会走到今天，我们的国家也不会走到今天。我们碰到的真正的困难和对手，达赖喇嘛是不可比的。

达赖喇嘛之所以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并不是因为他本身有多大的能力，有多高的水平，而是有些国家、有些势力在支持他。这些国家、这些势力给达赖喇嘛提供宣传平台、提供金钱，给他戴上各种桂冠，搞得挺热闹。没有这些国家和势力的支持，达赖喇嘛是一天也混不下去的。比如某国的国会，今年一笔就批给达赖集团1675万美元的资金支持。

记者：是哪个国家？

朱维群：因为今天咱们是中德两国人士谈话，我不想点第三国的名字。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这笔资金比2008年增加了25%，可以说是不惜工本。这个钱仅仅是有些国家和势力给达赖经济支持的一小部分。但是，正是这样一些支持，使得达赖喇嘛不能正确看待自己的位置和前途，使得他做出一系列的错误判断和选择，使得他难以和中央改善关系，使得他离回家的路越来越远。实际上这些支持是坑了达赖喇嘛。

记者：双方总得相互让一步才能谈得起来。现在中国愿意作出一些什么样的让步以促成跟达赖的私人代表的接谈？

朱维群：我们在达赖喇嘛两次断然中止同中央接触商谈之后，仍然表示我们接谈的大门敞开的，这已经是很大的诚意。有些人指责我们不谈“实质性问题”，实际上每次接谈谈的都是实质性问题。达赖私人代表所要求的都是危及我们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西藏的前途的问题，而我们对这些予以坚决揭露和批驳，这难道不是“实质性谈话”？实际上，达赖喇嘛方面从来也没有对我们作出过什么实质性的让步，他无非是变换一些词藻，把“西藏独立”包装、转换为“半独立”和“变相独立”而已。

西藏各族人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批评的权利

记者：我们这次访问西藏，也跟一些年轻人谈了，他们其实也是非常钦佩自己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发展急速。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觉得现代化的进程过快，而精神生活上比如说宗教、佛教的普及、宣传、推广，大部分都局限在寺庙里，公众、社会上比较缺少，如果公开讲出来，可能受到惩罚。

朱维群：认为西藏的现代化进程过快，这个命题不管它是谁提出的，本身就提得奇怪。尽管这些年西藏同自己的过去相比发展是比较快，但是同我们国家的东部、中部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不认为西藏现代化太快了，而是认为还需要加快。至于宗教，西藏和全国一样实行的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保护，没有受到什么阻碍。现在西藏的寺庙是1787座，僧人46000人，同西藏的280万人口比，僧人的比重已经是相当高了。也不存在对西藏的现实进行批评就要受到惩罚的问题。

记者：我并不是怀疑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我想问的是有没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或者发表批评的自由。还有就是学校里公开的宗教课、佛教课的问题，因为更多的宗教老师集中在寺庙里。如果有人有什么不满，大声提出批评的话，可能会有很大的危险，因为在西藏有很多驻军，还有很多警察，他们或许感到受到威胁。

朱维群：在我们全国包括在西藏，公民对我们的工作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评是自由的。这种批评不仅在各种会议上有，报纸上有，电视上有，尤其是网络发展起来以后，对我们工作的批评是非常之多的。这些批评是受到保护的。但是如果有人以舆论自由为名，破坏法律，破坏人民利益，破坏民族团结，企图颠覆我们的政权，那是不能允许的。我们绝对不能允许“3·14”那样的事情再度发生。

驻军、警察在西藏当然有。西藏是我们国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的军队、警察理所当然的要驻扎在西藏。我们的军队也好，警察也好，都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保护民族的团结，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因为军队、警察的存在而感到什么不便。感到心里不痛快、感到压力的是那些心里老想搞点事，想制造紧张空气的人。达赖喇嘛的所谓“中间道路”有一项内容，就是要求中央政府从西藏撤出军队，把西藏变成一个所谓的“国际和平区”。达赖喇嘛他们后来说，现在的“中间道路”内容有所变动，中央在西藏驻军的问题，他们不再提了，而且指责我们忽略了他这一改变。但是就在去年第三次接触商谈的时候，10月27日，所谓“流亡政府”的所谓“首席噶伦”桑东在接受一个所谓“独立中文笔会”记者采访时，再次宣称：“自治区内不能驻扎军队，军队一直是我们的核心问题。”所以，只有达赖集团的这些人，只有妄图搞“西藏独立”和“变相独立 ”、“半独立”的人，才把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的驻扎看成是一种不能容忍的现象。

至于佛学老师的问题，我可能对您的提问意图还不很清楚。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就是政权、教育要和宗教分开。我们的国民教育，包括小学、中学、大学，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不允许进行宗教的灌输、传播和活动。但是，在寺庙里，高僧、经师讲课，只要他们不违背有关的法律，不违背《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可以说是完全自由的。

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受到广大信教群众崇奉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秘密，班禅喇嘛或者说咱们中国选的班禅喇嘛现在哪儿？

朱维群：只有一个班禅喇嘛，就是经过严格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而认定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您的问题有意只问了一半，我给您补上另一半，就是还有一个达赖非法指定的所谓“班禅”在哪儿？

记者：是这样的。

朱维群：我首先要说，在班禅转世问题上，达赖喇嘛撒了一个很大的谎，就是利用西方社会很多人对佛教尤其是对藏传佛教知识的欠缺，故意把班禅转世说成是他个人的权利。实际上一个新的达赖或新的班禅产生，它有一套完整的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而这套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有着漫长的历史形成过程。

首先，上一代达赖或者班禅圆寂以后，西藏地方要找新的继任者，必须向中国中央政府报告，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然后由西藏地方启动一个很大的寻找转世灵童的工程，找出若干孩子，再从这些孩子里重重筛选；在选出最后几个孩子的时候，要向中央政府报告，由中央决定是否批准这几个孩子参加金瓶掣签，而这个金瓶本身就是由中央政府颁发给西藏地方的；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之后，西藏地方进行金瓶掣签，选出一个孩子，然后向中央报告，经中央批准他才能成为上一世达赖或者班禅的转世灵童；当这个转世灵童坐床也就是登上上一代达赖或班禅的座位的时候，要由中央政府的驻藏大臣或者派员进行现场主持和监督，由中央政府正式颁给金册、金印，表示对他的认可。到此时，这个孩子才真正成为下一世的达赖或者班禅。这个传统在1793年乾隆皇帝的时候已经非常的确定和完备了。期间也有孩子不经过金瓶掣签，也就是只有一个候选人。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举行掣签，也必须经过中央政府批准。

我很罗嗦地讲了这么多，就是说明现在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是经过了这一完整的政治和宗教的程序产生的，政治上是合法的，宗教上是灵异的。班禅现在已经是一个青年了，知识、宗教造诣、人品各方面都非常的好，受到了广大藏族信教群众的崇奉。班禅额尔德尼现在正在西藏进行宗教的修习。达赖喇嘛破坏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擅自指定所谓“班禅”是非法的、无效的。至于他指认的这个孩子，他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是藏族的孩子，是我们的公民，我们一定会创造条件让他健康成长。

记者：达赖喇嘛指定的这个灵童在哪儿健康成长？在西藏，信徒会认可政治上指定的这么一个班禅吗？

朱维群：达赖喇嘛非法指定的这个孩子，当然是在中国境内健康成长。他一定会成长为一个对国家，对西藏人民有用的人才。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得到了广大信教群众的认可和拥戴。他每次到西藏或者四省藏区去进行宗教活动，都要受到以万为计数单位的信教群众热烈欢迎和真诚崇奉。

达赖喇嘛总是说第十一世班禅是政治产生的。但是他不要忘记，他自己当初产生也是经过中央政府批准的。按照他的逻辑，他自己就是政治的产物。

记者：感谢朱副部长给我这么详细的解答。我知道“西藏”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在很多情况之下很少能够像朱副部长谈得这么长，这么详细。

朱维群：我本来希望您今天提问的火力更猛一点。我认为当记者的基本准则就是报道事实，这里既包括您在西藏所看到的事实，也包括今天我们谈话内容的事实。

中国官多为患办公面积超标引发民众不满zz

2009-10-11T13:04:00.000-07:00

中国媒体曾报导说，今天中国政治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中国公务员不但数量世界最多，官民比例也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最近又爆出中国公务员人均办公面积严重超标的报导。

*超十倍*

据浙江省审计机关2008年度对该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状况审计调查发现，省级单位配置最高的人均办公面积超过220平方米。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为23平方米，浙江省一级的官员办公室面积超过中国人均住房面积近10倍。

*全国蔚然成风*

公务员办公面积超标绝不是发生在浙江一个省份的孤立事件。据官方的人民日报报导，“现在，从繁荣的沿海地带到广阔的西部内陆，从寒冷的黑龙江到炎热的海南岛，中国各地的官员们则希望以大兴土木、建造更豪华的办公楼来‘留下历史的印迹’”。这种大建豪华办公楼的风气席卷全国，以至于“全面清理政府机关近年来兴建办公楼、培训中心等情况，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要成为中国监察部门的工作重点。

媒体近几年来陆续曝光的地方政府豪华办公楼比较典型的是仅有12名在职公务员的重庆市万州区天城交通局，竟建面积近万平方米的豪华办公楼两栋，人均600 平方米；在距离一个离县城不到12公里的四川小镇黄金镇，镇政府的办公楼占地5.95亩，中国媒体称之为“宫殿般的建筑夺人眼目”。

*民穷官富*

贫困的山西浑源县是中国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县，据中国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这个县的财政预算还不到1亿元，但县检察院却耗费1000多万元建起豪华办公楼，一个楼就占这个县全年财政预算的十分之一。据人民日报报导，“山西省忻州煤矿安全监察局仅有10名工作人员，却有四、五十间带卫生间的超大面积的办公室，有36套超大面积住房”。

另外，著名的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政府办公楼以外表酷像美国白宫、占地530亩而闻名全国。

*温家宝：奢侈之风盛行*

各级政府竞相斥巨资修建豪华办公楼的现象引起了中国最高层的注意。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向人大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认了这些情况的存在和严重性。

温家宝说：“现在，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讲排场、比阔气，花钱大手大脚，奢侈之风盛行，群众反应强烈。这种不良风气必须坚决制止。要严格控制行政机关新建、扩建办公大楼，严禁建设豪华楼堂馆所，切实规范公务接待行为，堵塞管理漏洞，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导，每年的政府行政管理费用已经膨胀到7000亿元以上。

*审计马后炮*

有专家指出，中国的媒体把典型案例曝光，中国的纪检部门和监督部门把全面清理豪华办公楼作为审计工作的重点，亡羊补牢，固然值得称许，但是有学者质疑为什么要等着这些豪华办公楼建好了之后才曝光、才检查呢？

中国媒体援引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蒲勇健的话说：“为什么在大楼建盖之初，有关监督部门没有做到未雨绸缪？这样的尴尬情形是任何中国高层领导人不得不面对的。”

*长大了也要当贪官*

有海外学者指出，各地政府大修楼堂馆所屡禁不止，关键还在于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政府官员的权力没有民意和独立媒体的制约，中国的官本位制导致一些干部和公务员滋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国家公务员，也就是官员，成为最近几年最热门的职业，连小学生被问到长大以后干什么的时候，有的竟脱口而出说” 长大之后要当贪官“。　

*官多为患*

中国各地大兴土木为公务员建设办公用房的另一个原因是官多为患。

据中国官方的《了望东方周刊》援引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的话说，共产党刚刚执政的时候，也就是他所说的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而现在，每个省都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

他感叹道，这种状况，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中央天天讲克服官僚主义，减少事务，减少应酬，就这么一种体制，根本无法克服，无法减少；现在这么多干部，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

*超过美国*

据香港大公报援引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提供的数字，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千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比18，堪称世界第一。

周天勇还对比了美国和中国的行政公务费用。美国用于行政公务费用的比例占总财政支出的14%，而中国已经占到37.58%。

关键词：中国，公务员，腐败，楼堂馆所，腐败，行政公务费用

温家宝谈在中学听课感受强调树立先进教育理念

2009-10-11T13:02:00.001-07:00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0月11日18:45 新华网

9月4日，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温家宝在旁听初二（五）班的课。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9月4日下午，温家宝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主持召开北京市教师代表座谈会前，和出席座谈会的教师代表握手。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9月4日，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温家宝和同学们一起共进午餐。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这是9月4日，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课间休息时，温家宝和同学们讨论上课的内容。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新华网北京10月11日电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视频：温家宝在北京调研与中学生一起听课来源：CCTV《新闻联播》

　　温家宝

　　(2009年9月4日)

　　老师们好，今天上午，我在三十五中初二(5)班听了5堂课，中午和同学们一起吃了饭。下午和老师们座谈，听取意见。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来了。在教师节前夕，我用整整一个上午听5堂课，一方面，用这种方式表示对老师们的尊重；另一方面，想深入地了解一些教学的真实情况。再过几天就是教师节了，我首先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今天主要是听老师们的发言。为了使会议开得活泼一些，在大家发言之前，我想对上午5堂课做个点评，互相切磋。如果说的不对，请你们批评。

　　第一堂听的是数学课。这堂数学课主要是讲三角形全等的判定，老师讲清了概念，这非常重要，基础课必须给学生以清楚的概念。她还讲了三角形全等的四种条件，以及两边一角全等的几种情况。老师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用的是启发式教学，也就是启发同学来回答。老师在问到学生如何丈量夹角的度数时，同学们回答了好几种，比如量角器、圆规、尺子。我觉得这堂课贯穿着不仅要使学生懂得知识还要学会应用的理念。最后老师提出两边夹一角的判定方案，也就是SAS判定方案，并且举出两个实例让学生思考，一是做一个对称的风筝，这个对称的风筝实际上是两边夹一角的全等三角形；二是一个水坑要测量中间距离，水坑进不去，是应用全等三角形的概念——对应边相等，用这个概念通过全等三角形把这个边引出来。这两个例子都是联系实际教学生解决问题。所以这堂数学课概念清楚、启发教育、教会工具、联系实际，说明我们数学的教学方法有很大的改进。总的看这堂课是讲得好的，但是我也提一点不成熟的意见：我觉得40分钟的课包容的量还可以大一点，就是说，一堂课只教会学生三角形全等判定，内容显得单薄了一些，还可以再增加一点内容。

　　第二堂听的是语文课。老师讲的是《芦花荡》，在座的可能有不少老师讲过，我过去也读过，但今天和学生们一起读，觉得别有一番新意。缺点是开始没把作者的简要情况给同学们介绍。既然是讲《芦花荡》，作者又是孙犁，是中国现代的著名作家，他曾经写过什么著作，有过什么主要经历，我觉得有必要给学生讲讲，但是老师没有讲，也许是上堂课已经讲过或下堂课要讲。孙犁是河北安平人，他一直在白洋淀一带生活，1937年参加抗日，所以他才能写出像《芦花荡》和《荷花淀》这样的文章。讲作者的经历是为了让学生知道作品源于生活。孙犁于1937年冬参加抗日工作以后，到过延安，然后陆续发表了反映冀中特别是白洋淀地区的优秀短篇小说，其中像《荷花淀》、《芦花荡》都受到好评。但我紧接着就有一个惊喜，这是我过去上学时没有过的，就是老师让学生用4分钟的时间把 3300字的文章默读完，我觉得这是对学生速读的训练，是对学生能力的锻炼。她不仅要求学生专心，而且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我们常讲人要多读一点书，有些书是要精读的，也就是说不止读一遍，而要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地经常读。但有些书是可以快速翻阅的。默读是我听语文课第一次见到的一种教学方法，而且是有时间要求的。我发现学生们大多数都读完了，或许他们事先有预习，或许他们真有这个能力。紧接着老师又叫学生概括主要故事情节，这是锻炼学生的概括能力，我以为非常重要。3300字的文章要把它概括成为3句话：护送女孩、大菱受伤、痛打鬼子。要有一定的逻辑性，要抓住文章的核心，这不容易。我上学时最大的收获在于逻辑思维训练，至今受益不浅。这种方法就是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概括能力。紧接着老师又要求学生通过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来懂得写人和写事，这里既贯穿着认知，又贯穿着思考和提升。老师特别重视人物的描写，因为孙犁这篇东西用非常质朴的语言写了一个性格鲜明的抗日老人，其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四个字：自尊自信，这是他人格的魅力。因为他能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镇定，当他认为这件事情做得不好时又十分懊丧。语文教师还让学生进行了朗诵。我以为语文教学朗诵非常重要，它是培养学生口才的一条重要渠道。如果我们引申开来，由逻辑思维到渊博的知识到一种声情并茂的朗诵就是一篇很好的演讲，需要从小锻炼。老师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讲到课文的高潮时，她讲这位老人智勇双全，爱憎分明，老当益壮，点出老人的爱国情怀，然后概括出老头子最大的特点是抗战英雄，人民抗战必胜，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讲到这堂课的中心思想是要热爱祖国。这样，就把课文的内容升华了。

　　第三堂听的是走进研究性学习课。这是我从来没听过的课。听了课我懂了，其实是开阔学生的思维，用我们可以经常接触到的一些事情来深究科学的原理，提出问题，独立思考。这堂课老师讲的是“教室”，就是要建一座好的“教室”应具备哪些条件。学生纷纷回答，几乎我想到的他们都谈到了，从窗户到门，从隔音到节材。最后，老师把它概括为四个方面，叫做你想研究什么问题——研究“教室”；怎么开展研究——研究“教室”的方方面面；和谁一起研究——老师和同学；怎样表达研究成果——把学生的经历、实践和参与结合在一起。但我坐在课堂上就在想，非常重要的一点学生们却没想到，就教室而言，建筑安全应是第一位的。学生没想到，教师也没想到。经济适用都想了，但是安全没想到，也就是说学生没有想到防震知识，这算个缺点吧？这堂课讲得还是不错的，比如教室的设备甚至深入到多媒体，投影、摄影头，节能深入到节能材料，深入到经济上的性价比。还有一点，就是老师提问时，一个学生说我喜欢岩石，想研究岩石，这个学生也可能不知道老师备课的内容是要讲“教室”，但是老师很快把他的问题扭过去了，因为这堂课不是这个主题。这里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教这堂课要求老师的知识非常渊博，学生爱好涉及的是大自然，老师讲的是“教室”，而对学生好奇的大自然应该给予积极回应。对学生的回答，老师应因势利导，问他看过多少种岩石，知道名字吗？老师就可以讲岩石的分类：沉积岩、岩浆岩、火山岩，启发学生热爱岩石，从而热爱地质。我不是让老师把原来备课的内容改变，而是因为学生想听的是大自然，老师要讲小空间，用简练的语言和提问的方式回答大自然的问题是必要的，而且并不困难。最后，老师展示了这个学校的研究成果，35中做过园林研究，做过抗紫外线的研究，做过冬小麦的研究，做过城门与城墙的研究，做过节水灌溉的研究，做过环境因素和生物的研究，还有很多学生获奖。这是一堂很好的课，但老师可以更放开一些，不要求老师是万能的，老师可以把学生提出的问题带回去思考，下次再给他们解答。

　　第四堂听的是地理课。老师用提问的方法，问学生暑假到过哪些地方。我真没想到学生到过那么多地方，不仅是国内，而且到过国外。我仔细翻了课本。这门课把我们过去的地理与自然地理合并了，甚至扩展到把地理、地质、气象、人文结合起来，是一本综合教材，可能现在学地理的时间要比过去少了。但是讲华北一下子我就听糊涂了，因为课本讲的既不是自然分界，又不是经济分区，也不是行政分区，华北怎么把陕西、甘肃和宁夏包括进去了？课本对中国区域划分的依据不足，无论是自然的、经济的还是历史沿革的划分都没能讲清楚，有的是错误的。此外，课本关于中国的区域差异一章就讲了中国的五大区域，即华北、青藏、沿海、港澳和台湾，这就更不全面了。我赞成把地理、地质和气候结合起来，这就如同把人与自然、环境结合起来一样。过去大学的地质地理系就包含这三个方面。已故的刘东生院士之所以在研究黄土高原方面取得很大成就，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厚、面积最大的黄土层，这给他提供了有利的研究条件；另一个原因是他对地理、地貌、地质和气候的关系，特别是黄土的成因以及黄土形成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研究得很深。我赞成编写教材时把这几方面结合起来，但要把基本概念讲清楚。现在孩子们见识很广，他们到过很多地方，老师讲得也很好。课本要保持严谨规范和学术的百家争鸣，使学生从本质上理解地理学真正的科学内涵。

　　最后我听了一堂音乐课，应该说是欣赏了一堂音乐课。老师很活泼，这堂课先是播放了迈克尔·杰克逊的《我们同属一个世界》，这堂课的主题是让世界充满爱。我对音乐是门外汉，但是我边听边感到这是一堂艺术熏陶课，对孩子是艺术的熏陶，也可以说是堂美学课。美学是什么？大概中学没开过这门课。中国研究美学有名的是朱光潜先生。美学从大的方面讲就是真善美，就是世界事物的真善美，这就是那首歌的真谛。因此听完课我就即席讲了一篇话，我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爱就没有一切。一堂音乐课让孩子们通过唱歌来懂得人世间的爱，懂得人世间的真善美。其次是人们的心底。孩子们都有心理活动，就是孩子们心底都有知、情、义。这就要求学生要有爱心，懂得爱父母、爱老师、爱家乡、爱祖国。在河南南阳我给学生们在黑板上题词就是三句话：爱父母，爱老师，爱南阳。我认为这是思想教育，孩子们记得清清楚楚。人最起码的爱就是这些，爱父母爱老师爱家乡，再归结起来就是爱祖国了。所以这就要求学生有爱心，懂得爱同学、爱老师、爱父母、爱家乡、爱祖国。这就要求学生有好奇心。好奇心是什么？就是追求真知。钱学森是大科学家，但很少人知道他是画家。他从小就受艺术的熏陶。大家都知道李四光是地质学家，但很少人知道他是我国第一首小提琴协奏曲的作者。钱老曾经亲口对我说，我现在的科学成就和小时候学美术、学音乐、学文学是分不开的。因此他提倡学理科、工科的也要学艺术，学艺术的也要学工科、学理科。他在被授予功勋科学家时的即席讲话说：“我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我的夫人。”他夫人蒋英是钢琴家。我对他夫人说，你的艺术对他的科学工作很有启发。追求真知，辨别真伪，寻求真理、趋善避恶，为民造福，应该是美学教育的内容。我们要求学生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就应该在这些方面都具备一定的知识，具备一定的爱好。上午听课时我也服从音乐老师的命令做了游戏，感觉和孩子们在一起非常幸福。我对孩子们说我爱你们，我祝福你们。(听了教师代表发言后)

　　刚才，几位老师的发言都很好。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应该肯定，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无论是在学生的就学率还是在教育质量上，都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些成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为什么社会上还有那么多人对教育有许多担心和意见？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任继愈老先生90岁生日时，我给他送了一个花篮祝寿，他给我回了一封信，这不是感谢信，而是对教育的建议信。我坦率告诉大家，他对我国教育的现状有一种危机感，他尖锐地指出了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多次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工作，他对科技没谈什么意见，他说你们做的都很好，我都赞成。然后，他转过话题就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最近这次我看他，我认为是他头脑最清楚的一次，他还在讲这一点。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最近，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英国首相布朗作了一次科技报告，他一开始就讲，英国这样一个不大的国家仅剑桥大学就培养出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是值得自豪的。他认为应对这场危机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科技，是人才和人的智慧。其实，我们的学生也是很优秀的，在各种国际比赛当中经常名列前茅，许多到国外留学的学生学习成绩也很好。我们出去这么多留学生，也成长了一批人才，充实了各行各业，但确实很少有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那样的世界著名人才。每每想到这些，我又感到很内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形势很好的时候，还要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原因。

　　老师们都很辛苦，特别是从事基础教育的老师。老师们承担着教育的重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如果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师就是基石的奠基者。国家的兴衰、国家的发展系于教育。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我曾经引用过“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这句话，这是17世纪捷克的大教育家夸美纽斯讲的。俄国的化学家门捷列夫也说过：“教育是人类最崇高、最神圣的事业，上帝也要低下至尊的头，向她致敬！”可以说，无论一个人的地位有多高、贡献有多大，都离不开老师的教育和启迪，都凝结了老师的心血和汗水，在老师面前永远是学生。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需要大批的人才，同样也离不开教育和老师的培养。我们国家大约有1600万教育工作者，其中中小学教师1200万。长期以来，广大教师牢记自己的神圣使命，兢兢业业，默默耕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为我国教育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这种不计名利、甘为人梯，成功不必在我、奋斗当以身先的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境界。

　　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问题。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特别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从国内外的比较看，中国培养的学生往往书本知识掌握得很好，但是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还比较缺乏。这应该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比较重视认知教育和应试的教学方法，而相对忽视对学生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应该说，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并且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但是为什么成效还不够明显？我觉得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地探索和改革。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我们正在研究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是想通过改革来努力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这里，我想提四点要求供大家参考：

　　第一，教育要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陶行知先生说：“教是为了不教。”就是说要注重启发式教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创造自由的环境，培养学生创新的思维，教会学生如何学习，不仅学会书本的东西，特别要学会书本以外的知识。我曾经把学、思、知、行这四个字结合起来，提出作为教学的要求，也就是说要做到学思的联系、知行的统一，使学生不仅学到知识，还要学会动手，学会动脑，学会做事，学会思考，学会生存，学会做人。

　　第二，教育要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我们说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归根到底就是要与时俱进，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教育。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牢牢把握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潮流，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同时，也要深深地懂得中国，结合中国的实际和国情，推进教育改革、优化教学结构、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

　　第三，教育要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才的要求。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而且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要立足于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实际需要，不断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设计，努力培养创新型、实用型和复合型人才，同时要加强爱国主义和理想信念教育，培养学生增强社会责任感，报效祖国，服务社会。

　　第四，教育要符合以人为本的要求。学校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以“依靠人、为了人、服务人”为基本出发点，尊重学生、关爱学生、服务学生，发现和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塑造学生大爱、和谐的心灵。前两年我到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他对我说，讲和谐还要讲人的自我和谐，要使人对自己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适应社会的要求，正确对待金钱名利，正确对待进退、正确对待荣辱，这才能和谐起来。

　　最后我想对老师提点要求。教师的日常工作既平凡又不平凡，教师不是雕塑家，却塑造着世界上最珍贵的艺术品。广大教师应当成为善良的使者，挚爱的化身，做品格优秀、业务精良、职业道德高尚的教育工作者。

　　一要充满爱心，忠诚事业。“没有爱心就没有教育”，这是实验二小霍懋征老师的话。她念念不忘的就是希望拍一部反映老师教书育人的爱心和奉献精神的电影或电视剧。我在这里也大声呼吁，希望能有更多描写老师的影视作品。当一名教师，首先要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把追求理想、塑造心灵、传承知识当成人生的最大追求。要关爱每一名学生，关心每一名学生的成长进步，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二要努力钻研、学为人师。当今时代知识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学习才能适应工作要求。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和创造者，更要不断地用新的知识充实自己。要想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必须先有一桶水。教师只有学而不厌，才能做到诲人不倦。广大教师要崇尚科学精神，严谨笃学，做热爱学习、善于学习和重视学习的楷模。要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新科学、新技能，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书育人的本领。要积极投身教学改革，把最先进的方法、最现代的理念、最宝贵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刚才座谈时有的老师提到要给教师创造培训的条件，我完全赞成。要建立包括脱岗轮训、带薪培训的制度，当然要讲求实效，把好事真正办好。

　　三要以身作则，行为世范。教育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灵魂与灵魂的交融，人格与人格的对话。不久前有一个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他提到：现在青年学生自杀的很多，小小年纪厌世甚至走上绝路，总理能否在9月1日开学时专门和学生在网上对话，告诉学生要珍惜生命，热爱生活。他所说的事虽然是极个别，但必须引起重视。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学生心灵的健康和成长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代替的最灿烂的阳光。好的老师是孩子最信任的人，有些话甚至不对父母讲也愿意跟老师讲，老师能帮助他解决思想问题包括实际问题，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没有爱心是不可能的。惟有教师人格的高尚，才可能有学生心灵的纯洁。教书者必先强己，育人者必先律己。我们不仅要注重教书，更要注重育人；不仅要注重言传，更要注重身教。广大教师要自觉加强师德修养，坚持以德立身、自尊自律，以自己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思想道德风范教育和感染学生，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社会的尊重。

　　全社会要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重视不重视教育；一个国家重视不重视教育，首先要看教师的社会地位。要注意提高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待遇。从今年起，在国家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按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原则，实行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绩效工资制度。中央财政今年已准备120亿，全国计算大概是370亿。这不是简单的涨工资，应该把薪酬待遇和个人工作成效密切挂钩。这是对教师辛勤劳动的尊重。我们要继续发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不断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把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各级政府都要满腔热忱地支持和关心教育工作，积极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吸引和鼓励高素质人才从事教育事业，尤其是到基层、农村和边疆地区任教。中小学教师非常重要，有些国家让最优秀的人教小学。要像尊重大学教授一样尊重中小学教师。要大力宣传教育战线的先进事迹，特别是终身从事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典型，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让教师成为全社会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

　　(今年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到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看望师生。上午听了5节课，下午同北京市部分中小学教师座谈。本文是他对听课的点评和在听了教师代表发言后的讲话。)

新浪网又见麦克马洪线（原创）

2009-09-10T15:47:00.000-07:00

新浪搞个60周年国庆专栏，结果地图用的是麦克马洪线。
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干啥的？

An American Volunteer in China

2009-09-09T20:29:00.000-07:00

An American Volunteer in China

To locals, 36-year-old David Deem seems a particularly tall and slim American. He stands at 1.93 meters (6 feet 4 inches), with blue eyes, curly blond hair, a beard, and an honest and bright smile. They call him "Ding Dawei."

Ding Dawei has been in Dongxiang Autonomous County in northwest China's Gansu Province since 2000, voluntarily helping with the elementary education of children. He came to work in China in 1994, and before coming to Dongxiang he was with the Northwest Minorities University for seven years as an English teacher.

"A Teacher Should Go Where He Is Needed Most"

When I first met Ding Dawei, I was surprised that he could speak in fluent Chinese.

"How about coming to my office and having a talk there?" he suggested as he showed me the way to his office-a 13-square-meter room functioning both as an office and a dormitory. The furniture is simple: one single bed, one table and two chairs. The red five-star flag on the wall is the only decoration in the room.

"I often ask myself the same question you reporters ask me," Ding Dawei said. "What did I come here for? I had been a teacher in the US, Japan, and later on in big Chinese cities like Zhuhai and Lanzhou. Everything was okay, and so why should I choose to come to Dongxiang? People often tend to move up into higher positions, but I, to the contrary, am moving gradually lower. But, as you know, Dongxiang is probably the weakest in China in terms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I just came to offer my help.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worthy of praise or not?"

Ding Dawei was born in Cleveland, Ohio. His father is a senior executive in the largest tire factory in the US, and his mother was once a middle school teacher. When he was a third-year student in college, he went to China and studied for one year in Peking University. Like all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he traveled extensively and tasted the various delicious foods of different areas. He returned to the States a year later, and received his MA degree in classic literature at Asbury College, Kentucky. He found himself leaning towards a career as a teacher, and started to take notice of education in Asia-in particular, education in China. He came to the country in 1994.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Ding's backpack holds an old folder, faded in color, which holds various items: his ID card, photocopies of his passport, reports on building schools with donations, official written replies from the education bureau, lists of donators, a bankbook, several account books, photos of schools, letters of thanks and many receipts waiting to be mailed to the donators... "This is my life here," he said.

For years, letters and donations have been continually sent via post to "Ding Dawei, Dongxiang, Gansu." He said, "I am probably the one who receives and sends the most letters in the county."

How to best use this money is often the question that racks his brain most. The money is used to build schools, purchase related articles for the schools, purchase gift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on Teachers' Day and Children's Day, respectfully, and pay for the teachers' training and exchange programs.

During each winter vacation, he takes local teachers to Guangdong Province for training and exchange, so as to help them gain more experience. Upon their return from the tour, he collects all the tickets and writes to donators, advising them why and how the money is best spent on bringing teachers to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amount of money that had been used. The tickets and receipts are sent with the letters.

He wrote to the donators describing the expenditure of their contributions. The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ccount was in triplicate: one for the education bureau; one for the school; and one copy for himself. Because of his assiduous recording keeping and donor communications, many contribute repeatedly, and one donator has forwarded funds more than ten times.

"I'm a Chinese Teacher"

Usually, Ding Dawei will travel by foot from one school to the other dealing with various problems, and he will often walk at least two hours a day.

To learn more about his life, we followed him on one of his journeys to deliver gifts to kids before Children's Day. The roads were not smooth, and the vehicle was packed with many things, so he insisted on going by foot. When he appeared at the gate of a school, we heard students loudly calling "Ding—Da—Wei." He was immediately encircled by children who seemed to come out of nowhere, and we were told that nearly all the children in Dongxiang County know him. Children are happy to see him, and he too feels happy and relaxed in being with them.

He delivered the gifts and the children returned to their classrooms under his instruction. This time he bought everyone a red baseball cap and a five-yuan electronic watch.

Looking at the pleasantly surprised children, he said, "You don't know how lovely children are here!" Then, he took out a globe and asked one child, "Do you know where China is?" As the child pointed out the position, he asked the child to tell him where Gansu Province is located, and the child did so correctly. Satisfied with the answers, he asked, "Where is Dongxiang?" The child replied that he did not know. Within the vast territory of China, Dongxiang is too small to be marked on any globe.

Children like playing games with the "giant," letting him hold them upside down in the air, or snatching the basketball that spins on his fingertips. And he likes to ask them questions. The assignment he gives himself is to appraise the skill level and abilities of each student, and determine in what areas they need to improve. In class, he asks ques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different individual levels, not too difficult and not too easy. "It is difficult to handle it properly," he said.

Most of his time and energy is dedicated to providing the children with better education conditions. He continually visits all the schools in the county solving various problems, meeting the local children, who are truly fond of this blue-eyed teacher.

I remember that Ding Dawei was once invited to a popular live program on CCTV. On the screen, the audience watched as he took out the Chinese national flag (the one that now hangs on the wall of his room) from his backpack; and he told the host and the audience that he carried it with him at all times-just to remind himself that he was in China and he should speak more Chinese. "It also help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myself and those that come to my room," he said. "Every time I see the national flag, I will say to myself, 'You are a Chinese teacher now.'"

丁大卫，男，40岁，支教中国西部的美国人。1994年，在广东珠海恩溢私立小学担任英语教师。1998年底，他到位于甘肃兰州的西北民族学院当大学教师。现在丁大卫在甘肃省东乡自治县教育局一教研室任教育顾问，帮助当地出版了东乡语和普通话双语字典。他还筹款在县里建起11所学校，帮助各地通水通电，并组织当地教师到北京师范大学接受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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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大卫-人物简介

丁大卫

丁大卫，男，40岁，支教中国西部的美国人。今年是美国人丁大卫来到中国的第十四个年头，也是他在西部教书的第十一个年头了。丁大卫一家现在住在甘肃省东乡自治县。丁大卫说："我很喜欢这里，我和我的妻子在这里很快乐。"
1994 年，年轻的丁大卫来到中国，在广东珠海恩溢私立小学担任英语教师。一年后，丁大卫萌生了到西部去看一看的想法。他选择了甘肃兰州，前往西北民族学院应聘当大学教师。当时学校给大卫定的工资是每月1200元。老实的大卫跑去问别人，1200元在兰州是不是很高了？别人说，算很高了。于是，大卫主动找到学校，要求把工资降到900元。学校不同意，大卫一再坚持，说：怎么也不能超过1000元。最后，学校给他每月950元。
丁大卫自己的家当很少，包括一顶队帽、一本相册、一副家人合影、两套换洗的衣服(其中一件军装是大卫爸爸年轻时当兵穿过的，整整40年了)和一双未洗的普通运动鞋，还有一些生活必需品和一面随身带着的五星红旗。大卫说，每当他看到中国国旗，他就会告诫自己："你现在是一位中国教师，你要多为中国教书育人。"
现在丁大卫在甘肃省东乡自治县教育局一教研室任教育顾问，帮助当地出版了东乡语和普通话双语字典。他还筹款在县里建起11所学校，帮助各地通水通电，并组织当地教师到北京师范大学接受培训。

丁大卫-成长历程

丁大卫——一个出生在美国克里夫兰市中产阶级家庭的美国人，14年前，他离开他繁华的国家、舍弃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美国梦，来到中国支教，一待就是十几年。他耐着寂寞，品尝艰苦，在当地被称作“活雷锋、白求恩”。
丁大卫一家现在住在甘肃省东乡自治县，并且他已经入选了2008年度CCTV 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丁大卫说：“我很喜欢这里，我和我的妻子在这里很快乐。”
大卫在墙上挂了一面五星红旗，走到哪儿都带在身边。用他的话讲，把中国国旗挂在自己的房间内，就是提醒自己这是在中国，不能用国外的思想和心态来对待，不然就会很不适应。大卫说，每当他看到中国国旗，他就会告诫自己：“你现在是一位中国教师，你要多为中国教书育人。”

丁大卫

为东乡带来新观念
丁大卫在弗吉尼亚的威廉马莉大学读大学时选择中文作第二外语，逐渐被中文迷住了。后来他到中国学习中文，到北大进修中国古典文学。回国后，在肯塔基州的艾斯伯里学院拿到了古典文学硕士学位，这期间，他发现自己更喜欢做老师。毕业后，大卫在日本工作了一年。从1994年起，他就像一头从美国自愿走进中国的耕牛，默默地、勤劳地、辛苦地开垦着我国西北的教育贫瘠地带。
大卫曾说：“东乡族是全国成人文盲率最高的民族，达82.63％。这里人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一年，基础教育太差了！我热爱教育，我是搞教育的。所以我来这儿义务助教！”
没有电视、没有洗衣机、没有抽水马桶，连澡也洗不上。难道他来东乡的理由真就那么简单？大卫的理由是：“基本生活满足后，每个人都应该为社会做点事。”有人说他这是“雷锋精神”，他笑着说：“我不是雷锋，而且不管算不算学雷锋，是不是雷锋精神，多为社会做点贡献，总是应该提倡的”！
丁大卫说：“生活上的不便都是相对的。比如我所负责的8所小学都在乡下，而我现在在县里工作，有固定的办公室和住所，所以每次下乡都很麻烦，也不能每天都去。乡下的条件还是很差的。而且东乡经常停水停电，但是我觉得既然东乡人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我也可以适应这里的生活。饮食方面也不是问题。我与家人联系主要通过写信，美国那边大概两个星期可以收到。在别人看来，这种方式很麻烦、很原始，但这也是相对的。
东乡是一个思想很封闭保守的地方，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差距很大，也可能他们认为我为东乡带来了素质教育等比较新的观念，也可能他们认为由于我在这里工作，会得到许多媒体的关注，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东乡的贫困，获得更多资助。”

丁大卫-社会评价

丁大卫行为与我们现代人有点不一样，思维有点怪，价值观有点另类，他简直是个怪人。
丁大卫的第一“怪”，是喜欢往贫穷地区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丁大卫却偏往低处走。他到中国的第一站是珠海，在珠海第一家私立小学恩溢国际学校任英语教师，大小也是到了中国的特区。当丁大卫为这所学校招聘英语教师时发现，招聘到的5个人中有4个来自西北地区。他觉得，西北的人才都出来了，有谁去呢？他的信条是，“当老师，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于是，丁大卫把自己的简历寄到西北的一些学校，最后他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学校的邀请中，选择了西北民院，理由是：“这里的学生大都要回到民族地区当老师，是最需要人的地方。”就这样，他从特区走进中国的西部兰州。到了兰州，他又开始研究哪个地区最贫穷、教育最落后。几经考察，他选中了东乡县。从2000年开始，他为甘肃东乡族自治县做起了基础教育义务助学工作。这还“不过瘾”，2002年6 月，丁大卫和西北民院的合同到期，他决定辞去民院的工作，专职到东乡做事。

丁大卫的第二“怪”，是别人吵着要加待遇，他却硬要减工资。 1995年，丁大卫作为外籍教师应聘到西北民院，学校给他开出的工资是每月1200元。他打听了一圈后，知道这个工资比一般教师要高，于是主动找到学校，要求把工资降到900元。学校不同意，坚持要付1000元，丁大卫觉得“四位数”还是太高，几番争执，最后定在了950元。

丁大卫的第三“怪”，是好多做事，好管闲事。他在兰州的时候，搞了个外语角，贴了不少钱。丁大卫到了东乡，“不务正业”就更厉害了。他每年教师节要买礼品送给女教师。社会慈善人士因为丁大卫的带动给东乡捐款，现在在东乡已经建起了多所学校。
这些年来，寄给“甘肃东乡丁大卫”的信件和捐款一直不断，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元。所有捐款的支出，他都会写信告诉捐助人。所有的收支账一律一式三份，给教育局一份，学校一份，他自己留一份。别人问他， “又没有人要求你这样，不用这么麻烦吧。”他的解释是，“那怎么行，人家把钱交到你的手里，总要有交待。”他还为了学校1.5元一度的不合理电价去和电力局理论；为一个语言功能有障碍的孩子联系聋哑学校和赞助人；为了春节期间带东乡的6位老师去广东恩溢学校培训的事向教育局汇报；还“义务”为双语教学项目培训老师翻译资料。他甚至把家人都拖进来了。丁大卫的老父带了两个朋友去东乡看儿子，他让他们为建校做砖工，临走三位老人还把身上的余钱全部掏了出来。
丁大卫的怪，怪就怪在当社会大众很多在为追求自己的物欲而拼尽气力时，他却要为其他人操心，醉心于耕耘精神的家园。丁大卫说，“我不想做专家、指导者，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我愿意为这里（东乡）服务。”
没想过要离开
曾经有人对丁大卫说，二三十岁时做这样的事还可以，但是快要到40岁的人应该现实一些，过条件好的生活。丁大卫说：“我没想过要离开这里，我已经来中国十多年了，也许我可以想到明年做什么，但是以后的事情谁也无法想像。我和我的妻子都很希望能够留在东乡。我有很健康的身体，有志同道合的妻子，有很多可爱的学生，这些都支持着我继续在这里工作。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必须是有意义的，我现在做的是我喜欢的事情，这是一种自我满足。如果每个人都向往富裕的生活，而没有人愿意付出，那么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有过上优越生活的条件。”

　　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
　　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
　　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
　　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

我专家为控制大气CO2浓度国际谈判提供定量数据

2009-09-08T08:20:00.001-07:00

最近，中国科学院丁仲礼院士课题组完成了研究论文《2050年大气CO₂浓度控制：各国的排放配额计算》（该文近期在《中国科学》上中、英文发表），通过计算各国过去人均CO₂累计排放量和今后排放余地，为即将开始的控制大气CO₂浓度的国际谈判, 在一些核心问题上提供定量数据。

该研究以 1900年为时间起点，对各国过去（1900－2005年）人均累计排放量与应得排放配额，以及今后（2006－2050年）的排放配额做了逐年计算，并根据1900－2050年的应得配额数、1900－2005年的实际排放量、2005年的排放水平、1996－2005年排放量平均增速四个客观指标，将世界上所有大于30万人口的国家分为四大类：一为已形成排放赤字国家（美、加、澳、英、德、法等发达国家在此列，还有一些产油国和前苏联国家），二为排放总量需降低国家（发展中国家为主，但日、韩、意等国在此列），三为排放增速需降低的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尼等在此列。我国1999－2005 年平均增长率达8.81％，但我国可占全球2006－2050年总排放配额的30％以上，这是我们手中最大的牌），四为可保持目前排放增速的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巴西等在此列）。

在计算结果中，以下几组数据值得重视：

1、发达国家在1960年时，其人均累计排放量已经很高，如美国为234.48 tC（单位为吨碳），英国为177.17 tC, 加拿大为149.49 tC，法国为73.56 tC；而中国从1900年到2005年，其人均累计排放量为24.14 tC，只相当美国或英国1900－1907年这8年的人均累计排放。

2、 1900－2005年全球人均累计排放为79.58 tC，一些代表性国家为：美国为467.88 tC、英国为303.13 tC、德国为271.32 tC、俄罗斯为164.00 tC、法国为161.85 tC、日本为115.10 tC、南非为159.26 tC、中国为24.14 tC、巴西为20.27 tC、印度10.79 tC。

3、以一个国家1900－2050年应得排放配额总量计算，大部分发达国家早已用完，如美国1900－2050年的应得排放配额总共为31.63 GtC（单位为十亿吨碳），而它1900－1963年的排放即已达此值。同样，英国在1957年、德国在1969年、加拿大在1980年、澳大利亚在 1990年、法国在1999年已用完其1900－2050年排放总配额。

以人均累计排放计算，美国在1936年、英国在1945年、德国在1963年、加拿大在1955年、澳大利亚在1977年、法国在1989年就已经达到足额排放（1900－2050年人均累计排放空间为133.13 tC）。其它国家预期达到足额排放的时间分别是：日本在2013年前后，意大利在2040年前后，中国将在2047年前后，印度则会在2050年之后。

以上可见，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早就形成排放赤字，今后更将是赤字排放。

4、以每吨CO₂价值20美元计，仅G8国家中的美、英、德、法、俄、加6国逐年形成的排放赤字价值到2005年已大于5.5万亿美元，2006－2050年它们的预期排放形成的赤字价值将达到6.3万亿美元，总的排放赤字价值将大于11.8万亿美元。因此，我国强调要发达国家拿出1％GDP做补偿的观点完全是有依据的。

5、即使发达国家今后达到其大幅度减排目标（如到2020年，比2005年或1990年减20％，到2050年减80％），它们在2006－2050年还将是高人均累计排放，如美国为148.83 tC、G8国家平均为83.69 tC，仍将大大高于2006－2050年全球人均累计排放预期53.55 tC，也就是说，它们目前提出的大幅度减排目标，即使实现，也不表明它们将占据道德高地而压发展中国家减排。

6、以 2005年人均排放和1996－2005年人均排放增长率为出发点，假定中国到2035年达到人均排放高峰，并且人均年排放达到日本2005年的水平：2.62 tC（2005年我们人均排放为1.15tC），进一步假定从2035年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降到法国2005年的水平：1.69 tC。考虑人口增长率，中国2006－2050年的总排放量模拟值为126.97 GtC，超过应得配额17.06 GtC。此出超不算大，可以用生物圈固碳抵消，并且这个估计是留有余地的。因此，我国完全可以做到进退有据。

7、G8国家建议到2050年，全球CO₂排放量减少50％，G8国家则减少80％。如此方案通过，则G8国家1990－2050年的累计排放将为127.32 GtC，以2005年人口计，人均累计排放将为146.94 tC，而“其它国家”1990－2050年的累计排放将为204.70 GtC，人均累计排放将为36.24 tC，人均差别将高达4倍。如果计算1900－1989年间的排放，二者差别将更大。可见，G8国家的这个建议如作为国际公约生效，那将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

最后，课题组还围绕谈判议题是减排还是配额、470ppmv的目标浓度、排放配额的分配、人均累计排放量的计算、已超额排放国家如何率先行动、不同类型国家的如何承诺、征收碳关税是否合理、是否应该设立“气候移民”议题、固碳是否应该用于冲抵排放等9个与国际谈判相关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课题组认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调行动将会对整个人类的价值取向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 许多西方国家对诸如中国所采取的控制人口出生率政策颇多诟病, 但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明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话语系统下，控制人口增长就成为必然的逻辑指归；又比如，一些西方国家引为自豪的生活方式，如果以控制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标准来评价，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他们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他们国家人均高排放的出现，而这种生活方式既不应被任何发展中国家所仿效，也不应被他们本身所坚持. 至于本文一再强调的建立控制大气CO₂浓度的国际责任体系，远不止排放配额分配这一件事，它还涉及到国际关系处理中的很多方面，这些都是今后需要予以深入研究的。

也门欢迎被美驱逐神职人员归国

2009-08-11T09:37:00.000-07:00

也门欢迎被美驱逐神职人员归国

记者：美国之音
华盛顿
Aug 11, 2009

也门热烈欢迎了一位被美国以恐怖主义罪判刑入狱六年的归国神职人员。一些内阁成员、部落酋长以及许多支持者星期二在也门机场对阿.穆阿耶德表示了欢迎。

阿.穆阿耶德在2003年被捕，并且因为支持恐怖组织起初被判处了75年监禁。他的助手扎耶被判处了45年徒刑。美国一间上诉法院去年10月推翻了这项判决。

这两个人星期五供认了一项较轻的指控，承认曾支持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一名美国法官判决他们有期徒刑，刑期相当于他们服刑的六年。法官下令将他们驱逐到也门。

关键词：也门，恐怖主义，神职人员，美国，哈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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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族劳务输出惹争议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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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如果真想同中央改善关系就应当改弦易辙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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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谈在中学听课感受 强调树立先进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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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加速老龄化专家建议调整计生政策

双汇，下一个三鹿？双汇，为什么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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